怎样豁达的人慢慢都会受不了，（戏里）我已经很幸运，房间有窗，很多房连窗都没有。
是夜。维港对面灯光亮起，悠漾水波荡起一片星海。车水马龙、华灯璀璨，整座港城笼罩在繁华之下，一派盛景如常。
夜色逐渐深重，人声慢慢散去。
在商业中心铜锣湾工作的上班族们终于结束了一整天的行色匆忙，搭乘一小时公交回到新界葵涌。下车后，他们步行至街区转身而入，走进一隔三五六间的租房，在属于自己的一方窄小空间里疲惫地躺下。
1、人均居住面积仅比监狱多27%，封闭似“棺材房”
这样的租房，被称为“劏房”。
劏,意为割。劏房通常指一个住房单位被切割成很小的部分,租给多家住户,类似内地的群租房。
早在2015年，香港特区政府就对“劏房”现象展开了调查。根据数据统计，当时香港的劏房数量已达到了8.64万个。近20万人居住在劏房里，人均居住面积5.7平方米，仅比惩教署监狱囚仓的人均标准多27%。
开篇提到的新界葵涌，则是劏房住户聚集的地方。因为劏房数量多，街区还成立了“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于今年3月对104个居于恶劣环境的家庭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受访家庭月均收入1.2万港元，月租金支出近5000港元，平均租住面积14平方米。不少人未填写租住面积，他们表示自己的住处“小到自己不知有多大”、“晚上睡觉时把隔间门一拉，感觉自己好似睡在棺材房”。
受访的单亲妈妈李女士和儿子仔仔居住的房间约6平方米，几乎只容得下一张简易木板床。掀开床单，木板床下整齐地摆满了东西。此外，这张床同时也是仔仔的写字台，还是他玩耍的地方。床的正上方有一个横杆，上面挂满衣物。仔仔上学穿的衣服挂起来，其他只能收在箱子里，一面穿衣镜立在床边约两指宽的窄隙里，墙上贴着教幼儿认字的彩图。床脚放了冰箱、塑料储物箱，门后细小的空间里放着窄窄的碗柜，门边放着矮小的茶几。
袖珍厕所里，几乎只容得下一个马桶，马桶前不到一步的距离可供淋浴。厕所外狭窄的走道是厨房，4户人家合用厨卫设施。若两个人同时站在屋里，便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
在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多个奖项的电影《一念无明》中，香港演员曾志伟扮演的父亲和他患有躁郁症的儿子便住在劏房里。
在劏房拍了十几天的戏，曾志伟对媒体说，住在劏房里“怎样豁达的人慢慢都会受不了，（戏里）我已经很幸运，房间有窗，很多房连窗都没有。”
2、联合国斥责，住笼屋是对人类尊严的极端侮辱
在香港，用以满足居住需求的房屋类型远不止劏房。楼顶平台搭建的建筑被称为“天台屋”，价格相较便宜，坏处是下雨漏水、夏天闷热；工业、商业大厦房间改成的民居，被称为“工厦屋”，租金便宜且有电梯，但易被查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住所叫“笼屋”。
“笼屋”分布在深水步等旧楼，居民一般是新移民或者年长者。这个罐头似的“贫民窟”里，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笼子”里边除了床具外，还有各种生活用品。这些住在“笼子”里的人则被形象地称为“笼民”。
英国摄影师卡西(BrianCassey)在09年拍摄了一辑笼屋照片，于欧美传媒刊登上后引起强烈反响。
英国《每日邮报》昨日介绍卡西拍摄的照片时，提到香港是世上最富有城市之一，拥有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V)专门店的数目比巴黎还要多，但仍有人居于6呎乘2呎半的笼屋中。《每日邮报》标题更点出香港LV名店数目多于巴黎，却有一批穷人住在狗笼般的床位内。
笼屋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提供给移民到香港的劳工做临时住宿用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经多次表示“笼屋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侮辱”，并且认为“香港政府在握有充足的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对笼屋的不作为是不可容忍的”。
在香港，很多穷人申请公屋三年仍不获上楼。香港的笼屋是一种特殊的居住现象，居住者并不是无家可归，只是以最低的租金来租一个床位，可以免於露宿街头，据传已有租客在“笼屋”居住了40多年。
不过近年来笼屋的租金却是急遽上升，从07年8月的1500元港币上涨到现在的2800港币。而根据以笼屋为拍摄题材的纪录片《繁华背后》讲述，大部分的笼屋居住者只能依靠微薄的综援金生活。
3、3㎡上床下厕，月租2000港币
本港笼屋、劏房、天台屋、工厦房近年大行其道，原因主要在香港楼价租金一再高涨，远超一般人负担能力，令劏房这类廉价房屋需求激增。
国人常谈老有所产，有产有依，这里的“产”指的是“房产”。对很多人来说，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是内心安稳的最大来源。但这个梦想在现在的香港，注定难以实现。
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与香港土地供应不足推高了港城房价。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房价飙涨的同时，初入社会、起薪低的职场新人和没学历、低技能的底层人士却因无力负担买房费用，甚至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无，不得不选择租房度日。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穷极一世都要体验这种匆匆的租客人生。
而花费了高昂租金却不意味着良好的居住条件。在这样的租房中生活，很多底层百姓的家庭中厕所是四张椅子加起来的总面积，厨房比一张餐桌还要细小，进出进入要侧身缩肚擦肩而行。柴湾的工厦劏房，一个工业单位不合法地劏开十多个住宿小空间，一家多口便蜗进这些“棺材房”内，一切的起居饮食只能以床代椅，或站着用餐。公用的厕所设于大堂，狭小的空间只能让住客坐在座厕上淋浴更衣。
劏房虽小但好歹还有独立空间，木板隔间房与笼屋房则将人完全袒露在合租人的视线下，毫无隐私可言。
除此之外，早前更有社交群组上载一张租屋广告的相片：月租2200港币，租住位于官塘的唐楼的上床下厕房，上格床大约只有两呎半（大约0.76米）左右宽，而床下则是马桶厕所。
前段时间，“港版劳拉”女搬运工朱芊佩因长相甜美、力气却远大于男性而在网络走红。
这份辛苦的工作可以给朱芊佩带来18000港币的月薪，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5万元，已算是不错的薪资水平。但因为香港房价高，租金贵，她只能住在4.96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高达6000元，生活也是相当紧张拮据。
这一切都远只是冰山一角。作家李伟民曾因这样的现象大发感慨：这么可怕的空间匮缺，怎可能不产生千千万万的严重社会问题？怎可能不衍生形形种种的精神病患者？每天上班在路上给别人推推撞撞，回家大小便也不能堂堂正正，人怎会不疯？
香港G2000老板田北辰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体验底层百姓的生活时，正是住在笼屋里。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田北辰乐观地说自己始终信奉自由市场，淘汰了很多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弱者亦可以变强者。而在体验了清洁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在每天不断重复的劳力工作而薪水只仅仅够求取温饱后，节目末尾他只道：“我每天努力工作只是为了吃一顿好的”，只字不提如何依靠斗志变成改变命运之类的话。
他还说了一句话，“这个社会在极严厉地惩罚读不成书的人。”
但事实是，在高房价、高租金的重压下，辛苦人难有“一个身为人最基本的生活”，通过读书上升阶层的精英也在面临愈来愈严苛的生存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