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林｜节选自《浪漫之魂》P80-8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
卢梭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政治范围，他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骤雨；正如他不仅仅属于18世纪，而且也始终像幽灵一般笼罩着现代人的心灵一样。
然而在谈论卢梭对人类文化的深远影响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即卢梭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体验着巨大的内心痛苦同时又能真诚地直面这种痛苦的人。这个人在一个普遍虚伪的时代中始终坚持着勇敢而坦率地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于心灵深处的一切高尚的思想和卑劣的动机，他都能够毫不掩饰地披露出来。
他活着的时候仅仅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他毕生所从事的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巨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罗曼•罗兰认为，卢梭的天才和病态的全部源泉，就在于他的那种永远只谈论自己、剖析自己的“自我主义”（egotism）。罗曼•罗兰写道：
不顾社会的或时髦语文学的惯例，他只谈他自己。他发现了真正的“我”。正如他所说，他在“黑房”里工作，除了“追踪他所看见的明显划出的界线”之外，没有其他的技巧。他永远不厌其类地观察他自己。直到他那时代，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同样的高度，只有蒙田是个例外：卢梭甚至指责他在公众面前装腔作势。
现在在这么大胆地表现自己时，他把自己剥得精花并把他那个时代成千上万人所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暴露了出来。他解放了时代的灵魂，他教它打碎它的枷锁，教它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页]
就此而论，卢梭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人，他的自我批判的真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世的批评者们尽可以提出各种理由来怀疑卢梭的真诚，但诚如《忏悔录》所言：当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时，谁敢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地宣称：我比这个人更真诚！），以至于触怒了法国和欧洲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中一切讳言自己灵魂的阴暗面的人们。
正因为如此，他活着的时候招致了那个社会的普遍愤怒和痛恨，死后却赢得了许多心灵相通者热情的眼泪。所有曾经与他相识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的敌人，而所有通过他的著作和传记而认识他的人，又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怀着无限的敬仰之情。
正如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思想圣徒或先知一样，卢梭在生前历史磨难，忍受了难言的屈辱，死后却得到了他本人在世时并未刻意追求的巨大荣耀。庸碌的芸芸众生仅仅为了自己有限的生物性需求而生活，他们只属于他们活着的时代；卢梭这样的人却是为了整个人类无限的灵魂净化过程而生活的，他属于他身后的世界。
对于他自己的时代来说，卢梭是一个战败者，一个“来得太早太早的人”。他之所以是一个战败者，只是因为他始终不渝地呼唤着潜藏在人性深处自然的、真诚的和神性的东西，这种坚持不懈的呼唤极大地触犯了那个时代体面的精英阶层的虚伪的尊严和麻木不仁的良知。
卢梭的整个生活历史都可以看作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挣扎、一次从粗鄙的兽性向纯洁的神性的痛苦升华。全能的造物主只为每个时代创造一个这样的灵魂领航员。他必须忍受着世人粗野的唾沫而艰难跋涉，指引着他的只有他心中点燃着的那盏明灯：
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卢梭：《忏悔录》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卢梭是近代社会中的苏格拉底。与这位古代的思想圣徒一样，卢梭终生不渝地追求着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苏格拉底曾把雅典社会比做一匹“肥大而懒惰迟钝的良种马”，把自己比做一只“马虻”，他的神圣使命就是不断地去叮咬刺激那匹良种马，对陶醉在奢靡放荡之路的雅典人进行“唤醒，劝告，责备”，以使他们摆脱“昏昏沉沉的生活”。
苏格拉底曾用一句流芳百世的名言表述了自己的这种使命感：
“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是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节]
然而，堕落沉沦的雅典人已经听不进苏格拉底的劝告，他们把这位道德圣徒和思想告知送上了审判席。卢梭面对着同样堕落沉沦的法国人，表现出苏格拉底式的殉道精神和对真理的满腔热忱，为了他心中的道德理想，他不惜忍受比死亡更可怕的精神折磨。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各种迫害和屈辱，他大声疾呼：
神圣的、白璧无瑕的真理，我为你献出整整一生，不，任何时候我的偏私都不会凌辱我对你的忘我的热爱，不论是钱财，不论是恐怖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热烈的崇拜，我的笔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个人的动机任何时候也没有玷污我的造福人类的愿望，这愿望使我拿起笔来，我写的东西经常总是违反自己利益的。Vitam impendere vero（“为真理牺牲性命”——古罗马诗人玉外纳的诗句），这就是我选择的座右铭。[卢梭：《论戏剧：致达朗贝尔信》，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5页]
然而，就是这个终其一生以追求真理的人，却被虚浮颓丧的法国人斥为疯子，并且在饱受了嫉妒的诽谤、恶毒的中伤和阴险的迫害之后，于忧悒的孤独中离开了人世。
他的思想魅力只有在他的肉体死亡之后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只是当他那衰老而疲惫不堪的身躯在孤寂的地平线上消失之后，法国人、欧洲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才能被他那光芒四溢的精神“日出”所震慑。历史永远都是在对圣徒和先知进行了一番残忍的折磨之后，才会赋予他们应有的光荣。这是一种凡夫俗子们所难以理解的公平，因为凡夫俗子的耳朵是不能聆听天上的圣乐的。当一个圣徒被自己心中不可抵制的“神旨的感召”所驱策时，他就注定了要忍受各种非人的待遇，为了心中燃烧的真理之光而牺牲个人的各种利益和享受，甚至生命本身。
大凡人世间所有的屈辱，卢梭都领尝过了，他那绚丽的精神之花正是在人类邪恶习俗的毒汁的浸泡中粲然盛开的。
出淤泥而不污，在普遍堕落的恶臭土壤中傲然卓立，始终保持着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和一片清纯的处子之情，这正是卢梭的魅力所在。迫害和流言可以摧残卢梭羸弱的躯体，但是却夺不去他的纯真和他的追求。他的肉体被辗压在最污秽肮脏的泥淖之路，他的精神却高高地凌越于整个堕落的现实生活之上，成为普遍绝望的世界之中的希望。
卢梭并非一个完人，他也有很多卑劣的弱点，然而他在面对自己弱点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片真诚，却足以压倒整个世界的虚情假意。
卢梭是崇高与卑劣、美德与邪恶之间的一种联系，他一生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流浪，从一个端点向另一个端点跳跃。他落脚于污秽的深渊，却始终仰望着头顶上那片澄碧纯净的蓝天。他时而如飞流直下的瀑布，挟带着天国的纯洁扑向浑浑噩噩的大地；时而又如冲天而起的巨浪，凝结着世间的希望飞向一尘不染的苍穹。他的一生都在流浪，不仅是躯体的流浪，也是精神的流浪，正如同浮士德的咏叹：
我是流浪汉，无家可归地漂游，
是漫无目标又不稍停息的怪兽，
像巨大的飞瀑，直冲下岩石峡谷，
跳跃，狂怒，坠入深渊的底部！[歌德：《浮士德》，转引自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5页]
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古典时代英雄主义理想的向往，这是两个自始至终萦绕在卢梭心头的主旋律。这主旋律以一种汹涌澎湃的激情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奏响了浪漫主义的时代强音。卢梭生活在一个散发着腐臭气息的堕落社会中，然而却终生不渝地憧憬着一种幽婉清纯的天国情调。卢梭首先是一个音乐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他对韵律的追求更甚于对观念的追求。他的思想或许不太符合逻辑，但是这些思想却是从最深沉的内在情感中迸发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美和善永远都是比真更重要的东西。他的真理就是美的情感，他的理想就是纯洁的大自然和纯朴的道德，他的永恒的灵魂栖息所就是奥尔弗斯（慧田哲学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竖琴手）的音乐所展示的梦幻境界。这种神秘美妙的境界是如此的晶莹剔透、空灵幽邃，令人痴迷沉醉，以至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粗俗浑浊的东西都不能将它玷污：
宛若处子，她飘逸而出，神采飞扬，
伴着歌声和七弦琴的无限欢欣。
她的芳容透过春日的面纱焕发荣光，
在我耳畔她将被褥轻轻铺平，
于我的躯体之路酣然入睡，
她的睡梦中有万般景象：
有我赞叹不已的树木；有来自远方
令人销魂的符咒；有幽深的草场，
还有那降临我身上的各种魔幻奇象。
在她身上，沉睡着一个世界。
啊！你歌咏的神明，
何以使她这般完美，以至她不愿翩然苏醒？她的玉体起了床，
可芳魂还在流连梦乡。
她的死神究竟在何方？[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转引自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123页]
这委婉动人的天国音乐只有那些不眠的寻梦者才能聆听，他们心中的浪漫理想是引导他们进入这梦境的幽径。卢梭的书是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读懂的，然而卢梭那精微幽邃的心灵世界则只有那些把梦幻看得比现实生活更重要的人才能领悟。每个人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卢梭，因此有多少个解读者就有多少个卢梭。然而，只有那些与卢梭气质相同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卢梭，就此而言，卢梭只属于那些心中洋溢着浪漫情感的人们。
卢梭的典型气质就是忧郁，这忧郁具有一种深沉的感染力，它滥觞于卢梭内心顽强的“自我主义”的道德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彻心透骨的忧郁使得卢梭愤世嫉俗、特立独行，并且最终与现实社会分袂暌离。对于这种难以言说的忧郁，历史上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够真正领悟，康德就是其中一个。康德在《对于美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一文中对忧郁气质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卢梭为模型的。康德精辟地指出：
“具有忧郁气质的人很少关心他的判断，对他们所谓善和真的意见不加理睬；他仅仅相信自己的主见。由于他的内趋力设定了根本原理的性质，他便不能欣然接受别人的思想；他的锲而不舍能不时地转化为刚愎固执。对于时尚的变迁，他漠然不顾，对于招摇和炫耀，他充满轻蔑……对于人性的尊严，他具有一种崇高的感情。他自尊自重，并把人看作一种值得尊敬的生物。他不堪忍受卑下的奴性。呼吸着自由的高尚气息。他痛恨一切桎梏，不管它是法庭上发光的镣铐，还是囚徒们沉重的铁锁。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同样执法严明，而且经常对自己和世界都同样深恶痛绝。”[转引自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15页]
这样的人由于一味沉醉在自己内心的温馨梦幻中，沉醉在被自己奉若神明的纯粹理想中，所以他对外界的一切误解和迫害都能够置之度外，从而在内心里保持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
卢梭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个忧郁的寻梦者。他所纺织的那个忧郁而恬美的梦幻直到今天萦回在心灵相通者的尽头，而且将成为未来世界中一切精神失眠者心中的永不陨落的太阳。这个太阳所发出的炽烈光芒，虽然令人焦灼不安，甚至令人疯狂，但是它却构成了人类一切宏伟业绩的根本动力——正是这种永不衰竭的忧郁情感和浪漫冲动，成为推动人类走出蛮莽丛林和蒙昧状态的巨大驱策力量。康德说道：
我把阿里斯蒂底斯归入高利贷者之列，把艾皮科蒂塔归入谄媚者之列，而把让•雅克•卢梭归入巴黎大学的博士之列。我想，我听得见那震天价响的嘲笑声，人们七嘴八舌地叫嚷道：“多会空想的梦幻家呀！”作为一位不善思索的理想主义者，他沉湎于种种本身便是善良的道德情感之路，而其暧昧不清的表现便是狂热，设若没有它，世上任何既成的伟大事业都实现不了。[《康德全集》第2卷，第311页，转引自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页。阿里斯蒂底斯是古代雅典政治家，艾皮科蒂塔是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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