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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而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让世上的人都清楚地了解我。
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这就触犯了那些朝廷的权贵。因而被豪强权贵所恨，我恐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所以托病还乡了。
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年纪已五十多岁了，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为孝廉的人相等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栋精致的书房，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想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后来我被征召做了都尉，又调任典军校尉，心里就又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了。希望得到封侯，当个征西将军，死后在墓碑上题字说：“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
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乱，各地纷纷起兵讨伐。这时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马，然而我却常常裁减，不愿扩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意气骄盛，要与强敌抗争，就可能重新引起祸端。所以汴水之战时，我部下只有几千人，后到扬州再去招募，也仍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来的志向就很有限。
后来我担任兖州刺吏，击败了黄巾农民军，收编了三十多万人。再有袁术在九江盗用皇帝称号，部下都向他称臣，改称城门为建号门，衣冠服饰都按照皇帝的制度，两个老婆预先抢着当皇后。于是我出兵讨伐，擒拿了他的四员大将，抓获了大量部属，致使袁术势穷力尽，瓦解崩溃，最后得病而死。
待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势强盛，我估计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能和他匹敌；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为正义而牺牲，这样也足以留名后世。幸而打败了袁绍，还斩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包藏奸心，忽进忽退，观察形势，占据荆州，我又平息了他，才使天下太平。自己当上了宰相，作为一个臣子已经显贵到极点，已经超过我原来的愿望了。
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在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罢了。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呢！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之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因为他能以强大的诸侯来侍奉弱小的天子啊。
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够可以背叛朝庭，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而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没有不感动得悲伤流泪的。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都是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是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他们都深知我的心意。我告诉他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希望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书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恐怕别人不相信的缘故。
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庭，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
先前，朝庭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没有不是放下书本而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的。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
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庭，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