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董悦凤，是一名有着48年党龄的老党员。
母亲是烈士的女儿，我敬爱的姥爷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1946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潍坊、黄县和海阳的解放战争，在1948年的海阳战役中壮烈牺牲。
那一年我母亲八岁，姥爷牺牲后，她一夜长大，她擦干眼泪，开始帮着28岁的姥姥当家，撑起了上有老实木纳姐姐，下有年幼的弟妹需要照顾的一无所有的单亲家庭，为了糊口，为了让四个孩子都能上学，坚强能干的姥姥到处打小工，而我母亲边上学，边帮着姥姥分担沉重繁杂的家务，因为年少就帮着姥姥操劳打算，担心一家五口人吃不上饭，母亲常常彻夜难眠到顽固失眠，失眠的痛苦从此伴随母亲，而所有的苦难都没有打倒母亲，反而给她养成了坚韧不拔，慈悲隐忍的性格。
母亲尽管家境贫寒，但她从小勤奋好学，60年代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因为烈属身份得到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照顾，可以免学费读大学，母亲上大学的四年寒暑假，一天也没有玩，她到工地上打小工，把挣来的钱都交给姥姥补贴家用。
大学毕业后的母亲决定报党恩，她毕业工作后就要求到最艰苦的农村去搞社教，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母亲在工作中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无私奉献，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坚持“三同五不吃”，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五不吃就是不吃鸡鸭鱼肉和白糖，在与农民同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并教授农民改善土壤，培育良种，扩大当地农产品，玉米，小麦，地瓜的大面积生产。
母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她才发现，她第一次去了县医院做检查，并对医生说，她正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不能要孩子，医院的院长亲自劝她，孩子太大，不好引产，母亲无奈中生下了我，因为孕中母亲一天也没有耽误工作，整日处于劳累奔忙中，所以我出生后体质一直很差。
而我的皮肤也一点不像肤白胜雪的母亲，我幼年就记得母亲当年那些同事都叫我“地瓜嫚”，使得我幼年时就很自卑，长大后问母亲，为啥不像她，母亲笑着说，我在她肚子里，基本上就吃地瓜了，她那时下乡，吃饭是到各村干部家轮流排饭吃的，母亲去吃饭，村干部会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面条或者烙成鸡蛋饼招待她，母亲坚决不吃，每次都要地瓜吃，所以生出了我这个皮肤比她差很多的“地瓜嫚”。
而母亲朴实善良勤快的性格，以及她对工作的认真和热情，获得了当地村干部和农民的一致赞扬和敬佩，他们说，这位党组织派来的城市女大学生一点不娇气，踏实能干，还给他们带开了农业新技术，真是党培养的好干部。
而幼时的我，最渴望的就是母亲的陪伴，而我的母亲永远是忙碌的，长大后才知道，她当时负责全县18个公社的社教工作，所以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在我的印记中，母亲不曾完整的陪过我一天，母亲当时工作到哪里，就到当地的村庄给我和哥哥找一家全托保姆，母亲每次都是清晨匆匆来看我们一眼，呆一会就要去工作。
我从小性格内敛，尽管内心万分不舍得母亲的离去，但羞于表达，而我哥哥是直白的性格，母亲每次离开，他都要大哭，有一次母亲离开，哥哥大哭着追出门，保姆抱着我追不动哥哥，哥哥直追出整个村庄，被当时村里的党委书记看到了，他抱起两岁的哥哥哄着他到自己家玩。
每次离去，即便是哥哥哭得撕心裂肺，善良心软的母亲却从来没有回过头，因为在她心中，不能因为家庭而耽误工作，为党而工作永远是最重要，是第一位的。
而母亲当年因为到基层下乡，帮助农民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受到了当时县政府的表扬，在1973年，经过层层考验的母亲在工作地党委书记和武装部长的介绍下，庄严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她的党员梦，母亲工作更有劲头了。
当年幼少的我们不知道母亲当时如何工作的，我只记得我两岁那年，有一天保姆有事，母亲只好带着我工作，我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别提有多高兴了，母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了一个很陡的大坡上，母亲下了自行车，把我也抱下车，我跟着她吃力的爬上了大坡。
坡顶竟然是一片一片一望无际的麦田，那麦子长的快到我胸前了，母亲放好自行车，指着山坡下远处的村庄，对我说，她去那个村庄找大队书记传达一个文件，让我看好自行车，她传达完就回来了。
母亲说完就往坡底走了，把两岁的我留在那片麦田旁边，我一开始老实的站在自行车旁，后来站累了，就蹲下来，四周只有鸟儿们飞过和风吹过的声音，我有些害怕，盼着母亲赶紧回来。
感觉过了很久很久，我被太阳晒的都有些昏昏入睡，肚子饿得也咕咕叫，母亲才匆匆回来，对我说，传达完文件，大队书记让她给村里的技术员讲课，所以回来晚了。
长大后，我跟母亲提起此事，说为啥把我留在大山上，领着我到村庄边上等她，我也不至于孤单害怕那么久，母亲说，当时考虑领着我去，肯定会得到村里人的照顾，她不希望给村子里的人带来麻烦。
而多年后，母亲的一位叫张荣臣的同事叔叔到我家玩，说我母亲刚工作那年，即1965年7月，跟着他下乡普查玉米制种，那时没有公交车，故乡的乡镇又多山地，到处都是坡路，个子矮小的母亲骑着单位的男式28大金鹿自行车，因为不习惯走山路，骑过一个山坡后，连人带车摔到坡底的水塘里，张永臣把母亲从水塘中拉出来，让她在山坡上把外面的湿衣服晒干，然后继续骑车去工作。
母亲听后笑着说，刚工作时，摔跤是常态呀，母亲说，她曾经跟着另一位男干部下乡考察地瓜育种的情况，由于要去的乡镇很远，等忙完工作，天已经黑了，母亲跟着男干部骑夜路，碰到大石头上，连人带自行车摔倒了，脸被磕破了，血流满面。那位男干部吓坏了，领着母亲到附近村庄卫生室包扎，担心领导批他没带好刚工作的女干部，叮嘱母亲说是自己不小心磕破的，母亲说，那位忘记名字的男干部后来调走了，其实她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把工作做好。
1976年，当时的县委书记，看到母亲在基层已工作多年，一直无暇照顾我们，便把母亲调到县农业局，负责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我们也终于被母亲接到身边上学。
而母亲依旧是忙碌的，早晨我们醒来，她已经做好饭，洗好衣服了，晚上吃完饭，母亲要到单位开会学习读报纸，经常到半夜11点才回家。
我上二年级那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我们当时所住的母亲单位的家属房是田字格结构的平房，一家是四间，我们家东面的董会计一家搬走了，单位把靠近我们家的南北两间分给了我母亲，母亲答应我，找人打通后，给我一小间做卧室。
可是房子还没打通，却被我家西面的邻居，李保管家的几个女儿趁着晚上从窗户爬进去占领了，母亲晚上去单位开会学习了，我从窗帘后面看到了，心情万分难过，梦想中的卧室落空了，房子是分给我们家的，我认为母亲该去找领导要回房子，母亲单位的同事到我家玩，也说房子被抢走怎么不去找书记要回呢?
而我的母亲一个字的抱怨都没有，她对我说，她和父亲是双职工，就我和哥哥两个孩子，而李保管是单职工，他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又有五个孩子，而且母亲的资历可以有分房资格，他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将就着住，房子就让给他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