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塔克·沙利文（1892-1949）
人际精神分析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源自沙利文治疗精神分裂的临床经验。当时，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里佩林创立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传统精神病学方法，是美国精神病学界的主导临床思。认为精神分裂症症状是处在衰退中的生理系统产生的杂乱无章的表现。但沙利文感到这些观点和他的临床体验有明显出入。比如，沙利文治疗病人马娅时，发现马娅的行为虽然看起来古怪，但如果把她放回行为最初发生的人际环境中，这些行为就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四十年后，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受到沙利文的影响，也描述了同样的临床经验。
沙利文认为，要理解心理病理学，要考虑病人所处环境，人类与人际环境不可分割。人处于与他人的互动中，人格是“在显示出人类生活特性的人际情境中反复出现的相对持久的模式。”沙利文认为人格是为了适应人际环境而形成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师找寻被压抑的愿望和幻想，而沙利文则找寻被忽略的互动。
焦虑与动机
沙利文的人际过程研究越来越关注焦虑。沙利文发现，那些表面看来比较突出的方面（例如引人注目、干扰生活的各种症状），常常是用来分散对潜在焦虑点的注意的，是焦虑控制术。为什么在心理病理学中，焦虑和对焦虑的控制如此重要？沙利文认为，焦虑是塑造自我和调节与他人互动的关键病理性因素。
沙利文描述道，新生儿在接近完全舒适的状态和紧张状态之间来回摇摆。只要有一位在场的照料者对新生儿需求（包括食物、温暖、免于疼痛的物理需求和对安全和体贴的情感需要）比较敏感，新生儿的各种要求就能被满足，从而降低紧张。沙利文把这些需要成为“整合倾向”（integrating tendencies），因为这些需求会把人拉近，进行相互带来满足的互动。比如喂奶，婴儿需要营养，母亲需要进行喂养。
与弗洛伊德不同，沙利文认为人类的需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并非生来就带着兽性冲动，而是天生具有与他人互动的倾向。
但是寻求满足并不总是顺利的，焦虑是所有人类活动中几乎都有的瑕疵。寻求满足是自然发生的，焦虑则是外界给幼儿的。焦虑不同于恐惧。如果照料者没有立刻满足幼儿的需求，幼儿会哭闹，反而会会促进整合。相反，焦虑没有指向，也不是幼儿自身紧张的增加，而是从他人身上获得的。因为情感具有传染性，幼儿对他人情绪极为敏感，沙利文将照料者的情感感染、蔓延到幼儿的这种现象称为“共情联结”（empathic linkage）。如果照料者是焦虑的，幼儿会感受到焦虑，因而感到一种没有指向性、没有明显原因、形态不明的紧张。焦虑具有失整合倾向（disintergrating tendency），幼儿焦虑时无法接受喂养、拥抱、睡觉。
最初的世界：幼儿最初被动体验各种心理状态。幼儿会区分“好母亲”（非焦虑的照顾者）和“坏母亲”（焦虑的照顾者），但究竟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占据主导，是幼儿无法控制的。然后，幼儿逐渐掌握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幼儿开始通过表情、体态、语调等信号预测靠近自己的是好母亲还是坏母亲。第二个关键步骤是，孩子发现出现“好母亲”还是“坏母亲”和自己有关。自己某些活动让照料者焦虑（之后焦虑又传给孩子），于是这种行为与焦虑这种心理状态联结起来；有些则让照料者平静赞许，活动同上联结。于是，在孩子的经验里，出现了价值。引起赞许的行为——好我；引起焦虑的行为——坏我。还有些行为，引起照料者强烈焦虑（又传给孩子）时，过于强烈的焦虑会让人遗忘刚刚的体验，孩子也是。所以这些活动成为了“非我”，孩子变成了被解离的状态，无论是幼儿还是成年后，都不会承认这些内容是自己的一部分。
自我系统
接上，最后的关键步骤是孩子意识到自己能塑造自己的行为，让好母亲多出现，坏母亲少出现。于是，自我系统发展起来，好我成为意识的主要内容，非我完全被排除在意识之外。【孩子的种种潜能经过缓慢而无情的雕琢，成为这个特定母亲的儿子，这个特定父亲的儿子。孩子的人格轮廓是由父母焦虑深深蚀刻而成的。】自我系统是稳定的，也是可变的。但如果第一年焦虑太多，自我系统会形成僵化的控制，将真实的新经验排除在外。
每当个体有与他人建立新的关系形式的强大需要时，比如青春期的交友，自我系统会放松限制，新的、更健康的整合就可能发生，个体可能客服旧的焦虑。
沙利文的理论主要是关于自我将焦虑维持在最低水平的心理加工过程。对抗焦虑的方式称为“安全的需要”。
人际精神分析 VS. 经典精神分析
同：与弗洛伊德一样，沙利文认为人类经验是从快乐（沙利文的“满足”）与对快乐愿望的防御（沙利文“安全”）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
异：①本质不同。弗洛伊德：性欲和攻击是反社会的。沙利文：引发照料者的焦虑的经验带来冲突。生活困境不是源于冲动的先天性质，而是源于人类环境中的反应。②强度不同。弗洛伊德：焦虑强度取决于驱力背后的动能特性（天生力比多/攻击性大小）。沙利文：照料者的焦虑程度。
人际精神分析 VS. 自我心理学
同：早期照料情况和照料者健康程度对孩子发展很关键。
异：自我心理学：沿袭了经典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沙利文：心理完全是社会性的。
安全操作与焦虑点
沙利文用“温和（suave）”描述功能良好的自我系统的心理过程。每个人都有极高的敏感性来产生焦虑，并发展出复杂的安全操作（security operations）来帮助我们远离焦虑点（point of anxiety）。一项核心技术就是咨询师通过提问和鼓励自省帮助来访者提高对自我系统运作的觉知。
技术上和弗洛伊德的明显区别：细节询问（detailed inquiry）。严格的经典精神分析，治疗师不提问。沙利文认为，个体使用语言的方式有个人意义，一个人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另一个人用词的真正含义，尤其是内容包含强烈情感和深层个人问题时。而且自我系统为了避免焦虑，病人可能会忽略一些极为重要的细节和特征。所以要询问。
沙利文认为安全操作是以长期保留焦虑的情景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焦虑降低。焦虑点总是先于安全操作而发生。病人越理解自我系统用以避免焦虑的工作方式，越容易做出不同的选择。
沙利文对强迫观念的理解
沙利文认为强迫病人对控制的需求时对预期将要发生的羞辱和极度焦虑做出的提前防御。沙利文发现，强迫病人的原生家庭具有过渡批评的特征。他们被粗暴对待，同时又被告知是家人是爱自己的。他们的权利追求背后的深层动机是解除他人攻击的需要，是为了避免他人威胁自身的安全感。过去的关系造成了深切的痛苦和羞辱感；于是病人建立了安全操作来避免类似的危险在当前关系中出现。
分析师的任务是促进病人意识到自己如何参与了这些互动。逐渐理解自己短期内有效控制焦虑的行为从长远来看如何阻碍她过上更满意的生活。病人与分析师的关系常常能有效地展示出病人性格中安全操作所带来的自我局限。
当代人际精神分析
克拉拉·汤普森对当代人际精神分析模式的形成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她在布达佩斯接受桑德尔·费伦齐的分析，而费伦齐是弗洛伊德身边的重要任务中最具变革性和争议性的人物。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决裂：费伦齐认为神经症的起因是真实的性虐待时间，而弗洛伊德强调处于本能的幻想；费伦齐认为咨询师不仅要中立的观察，分析师深切而真诚的关系，对克服病人早期遭受虐待所造成的创伤也非常关键。
费伦齐强调过去和当前真实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与沙利文人际理论密切融合。汤普森为了达成这种结合，在人际精神分析干点中加入了埃利希·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弗洛姆认为，我们是深受社会化影响的生物，对孤单的恐惧超过一切，对所有人来说，都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使我们按照社会需求来塑造自己。无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更侧红粉地表达个人体验，可能导致自身自由和社会孤单，这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恐惧并回避的。
从沙利文的早起贡献到当前人际理论实践，其中两项重要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弗洛姆思想的影响。
①从彼时彼地变为此时此地。治疗师要了解病人在当前互动中所面对的过去形象的虚幻形象。充分理解病人当前的安全操作要求分析师能了解这些安全操作在最初的人际情境中是如何形成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平衡，现代人际精神分析师，已经更多倾向于现在一端，关注病人当前的生活方式如何受到这些早期关系的影响。重要的是病人如何整合与他人的关系。
②分析师个人体验被更多地认为是由分析情境所激起的，也是深植于分析情境之中的，反移情现在被认为是分析过程中一个关键特征。分析师在与病人的干洗中采取“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方式。病人试图将分析师带入他典型的互动模式中。病人的人际策略是强大有力的诱导，诱使分析师参与病人的关系模式。分析师同样具有人际需求、焦虑和安全操作，在与病人的互动中这些也必然会被唤起。现在人际精神分析重视当前多于过去，因此分析师被更多地认为是充分参与者，与病人共同创造和保持人际模式，而不是相对超然的观察者，只对病人的操作进行观察。
埃德加·列文森，曾用“同型转化”（isomorphic transformations）一词描述构成病人人格的基本互动模式在病人生活中所有重要领域中——在过去、分析情境之外的当前关系、分析关系中——重复发生的情况。
从现代人际观点来看，并不存在情绪中立的立场，无论分析师如何竭力避免，病人的动力都会把他拉入互动之中。分析师要做什么呢？列文森谈到逐渐“抵抗转化”（resisting transformation）。分析师理解自己如何被引入重复性场景、深入思考。
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的参与，引发了大量有关技术问题和临床方法的争议。【第九章】
沙利文指出，一个人所认为的自己，即自我系统，是一种建构，其目的是制造幻觉以驱散焦虑。在弗洛伊德的观点中，自我是垂直组织的，冲突区域被压抑所掩埋；与此不同，在沙利文观点中，自我使平行组织分布的，是“解离”过程将不能相容的区域分开来。（关于自我的这种观点的近期发展，请参见布朗伯格，1991,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