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窑颜色釉瓷——蓝釉

蓝釉又称：霁青、霁蓝、积蓝、祭蓝、宝石蓝等。我国传统的蓝釉，都是钴土矿除含氧化钴外，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中国嘉德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五二。四零一八，四七二二。徐女士！还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锰。《景德镇陶录》中：霁青釉系“用青料配釉而成”。采用这种青料配成的高温石灰碱釉，生坯施釉，在1280℃～1300℃的高温下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比较稳定。

　　最初，蓝釉是以一种低温铅釉出现在唐代的三彩器上。而南宋龙泉窑石灰碱釉的研制成功，在技术上为元代蓝釉的孕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出土的三件蓝釉金彩器、安徽省歙县窖藏出土的蓝釉爵杯、江阴市博物收藏的长泾夏观墓出土的蓝釉淋洗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蓝釉白龙纹盘、扬州文物商店征集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蓝釉白龙纹梅瓶，以及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元代蓝釉品种，都足以说明，在元代，蓝釉已烧制的相当成熟。

　　进入明洪武时期，珠山御窑厂根据皇宫的需要，大量烧造釉里红、青花，以及类似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外酱釉里蓝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外蓝釉里红釉、外红釉里蓝釉、外褐釉里蓝釉等，所谓“二色釉”的器物，却始终未见到通体里外施纯一蓝釉的实物资料面世。民窑方面，就目前所见的器物而言，无论从材料的运用，到制作工艺，都足以证明，饱经战争创伤的制瓷业，尚处在恢复阶段，无能力生产出包括中上层地主、官僚、富贾等需要的产品。因此，洪武时期民窑的生产，仅能满足下层百姓的一般需求。简言之，像蓝釉器这种上档次的产品，在民窑中很难见到。

　　永乐时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御窑厂的制作工艺日臻娴熟，花式品种不断翻新，瓷器质量精益求精，使明早期瓷器生产向着新的高峰迈进。而民窑在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条件下，紧随其后，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然而，在如此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优越的创造气氛围中，至今尚未见到能被确定的永乐蓝釉完整器的倩影。是永乐帝本人“尚白”而避讳蓝色？还是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尚未发现？抑或人们对永乐蓝釉器的认识仍处在模糊阶段？扬州市缺口工地上，曾出土过一批明早期民窑蓝釉器，由于未经过科学的发掘，错失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宣德时期蓝釉器的烧造在继元代以后，发展到了顶峰。《南窑笔记》有：“宣窑……又有霁红、霁青、甜白三种，尤为上品。”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加之，其色深者多泛黑，浅者多泛白，均明亮如蓝宝石，又有“宝石蓝”之称。

　　从器型上看，官窑器有：盘、碗、卤壶、高足碗、僧帽壶、罐等。民窑中则以盘、碗等生活器皿为主，罐类等立体琢器次之。在施釉方法上，官窑盘、碗圆器类有内外施蓝釉，也有外蓝釉内白釉者；民窑器亦然。官窑器里白者，器壁上常印行龙纹；内外蓝釉者，器内壁常刻暗行龙纹。而龙纹在森严的戒律中，只代表皇权，民窑器上是绝对禁止的，因此，民窑器均光素无纹。扬州市缺口工地宣德地层中出土的民窑内外施蓝釉小碗残件，撇口，腹部丰满，器面光素无纹；壁内自上而下渐厚，圈足为外敛内收式，足内施以青白釉，釉面平切，外侧斜刮削，露胎与釉结合边缘留有火石红痕。所施釉质肥腴，有橘皮纹；釉色与官窑器相比，蓝中略偏灰暗，但也有颜色较浓艳者，口沿处同样有一道所谓“灯草口”白边，不若官窑器醒目。再者，外蓝釉内白釉小罐残件，在民窑中见之甚少。此器颈短，几乎成直口，丰肩，小圆唇，腹下敛。浅圈足砂底，留有火石红痕和黑褐色斑点。口沿采用蘸釉、器身浸釉的施釉方法；在高温中口沿色釉垂流，呈淡蓝偏灰，而颈部折角处与器身颜色浓艳，近足部聚釉蓝中偏黑，釉质肥厚，滋润亮洁，显橘皮纹。器内所施白釉，稀薄清澈，将胎上旋痕、缩釉点和杂质表现的一览无余。

　　此外，宣德蓝釉器在元代蓝地白花品种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风格特色的作品，其纹饰所反映的内容，较元代更贴近生活，更丰富多采。而民窑制作则根据自身的特点，采用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装饰手段，既省略了工艺上的繁琐，节省了成本，又达到了美化瓷器的作用，创作出外蓝釉内青花器。在扬州市缺口基建工地，宣德地层中出土了外蓝釉内青花盘残片，此盘为收口式，浅弧形壁，矮圈足。外施蓝釉与浓郁的官窑釉色相比，略显幽淡。其釉质莹润，口沿刷浅褐色酱釉。盘内釉白中偏青，近口沿处用两道青花弦纹为饰，盘心绘青花花卉纹，用笔厚重粗犷，外加两道弦纹。底足为外敛内直壁式，足端平切，外侧斜刮削，底足内施白中显青釉，釉与足端露胎结合处，有一道火石红痕。

　　由于有丰富的官、民窑残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对照、比较，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明初官窑使用的“官土”麻仓土，土质细腻，淘炼纯净，所见窑器断面，胎土缜密洁白，无杂质，无空隙。民窑则土质粗劣，淘炼不精，胎土虽紧密，但白中略偏灰，有明显的杂质、空隙和二次氧化产生的火石红痕。2、官窑釉料煅炼较纯，因此，附着在器物上呈现均匀，肥腴润泽。民窑虽欲以追求宝石蓝之效果，但究其工艺尚不能和官窑等同，故釉色不如官窑浓郁深沉。3、官窑器型规整，尤其在每个细部的处理上，细致入微。如：足端处理较为圆润；圈足施釉到底，有的器物甚至置于桌上看不见圈足的露胎处。而民窑则在施釉后的足端外侧斜刮削，以防釉垂流黏砂或粘接窑具；足端平切或修削后仍见棱角。4、官窑盘、碗类圆器，烧成后口沿留有一线醒目的“灯草口”白边。而民窑有的留有不甚明显的白边，有的则与青花、白釉等品种一样，喜用浅酱釉装饰口沿。5、官窑器多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线圈，也有同式的锥刻款，而民窑器则不署款。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蓝釉器，按古文献记载应有烧造。但苦于目前考古发掘和墓葬出土资料甚少，因而，即便是传世中的三朝器，在没有确切标准器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排比加以甄别。

　　成化时期仍烧造蓝釉器，从传世品中，官窑外蓝釉内白釉，内外蓝釉和蓝釉白花器均有。而民窑器则在扬州市缺口工地，成化地层出土的诸品种中，仅见外蓝釉内白釉碗。此碗与扬州博物馆所藏的1978年扬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碗形相同。造型精巧俊秀，碗口沿外撇，壁微弧，圈足小而呈外敛内收式，足修削较圆浑，外施蓝釉至圈足端，其处理方法与宣德官窑器相类，釉色蓝中偏黑，釉质滋润光亮。碗内白釉偏青，有缩釉点，碗心略下塌，致使底部微凸出。底面施白釉与碗内釉色同。此碗是目前出土地层较为明确的成化民窑器，作为单色釉瓷的实物资料，应得到足够重视，并加以研究。

　　弘治、正德时期的蓝釉器，官窑中较多的造型为盘、碗、壶、罐、炉、梅瓶等祭器，釉面光洁，釉面蓝中泛黑，显得较凝重。而民窑器中，外蓝釉里白釉小罐较常见。大多数为颈丰口敛，圆肩，腹下收，挖足砂底，外撇足，胎体渐厚，制作不够规整。釉质肥润，釉面亮泽，无橘皮纹。釉色蓝中闪灰，也有颜色深沉浓郁者。内施白釉不匀，足部露胎处及砂底有火石红痕。此外，还有蓝釉露胎品种，如：蓝釉露胎鱼藻纹罐等。其装饰工艺是：先在胎上刻出图案，施釉时将其留出。烧制后，经过二次氧化，胎中氧化铁呈现在露表面，变成火石红色。使美丽的图案在深蓝色背景衬托下，越发耀眼夺目。而从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白地刻花填绿彩龙纹碗来看，至迟在明代成化年间，这种表现手法已运用到官窑瓷器上，所不同的是，烧制后的露胎部分，被填上低温绿彩，再经过炉中烘拷而成。同样，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弘治、正德时期，此技法在官窑、民窑器中被广泛使用。笔者在景德镇古窑址考察时，目睹弘治时期民窑采用同式工艺的青花绘水藻、露胎为鱼纹的卧足碗。此式碗在南京、扬州、泰州等古城遗址中均有残件出土，且数量较大。与同期白地刻花露胎不加彩官窑盘、碗同理；其纹饰红白相间，相得益彰。因此，难以想象在表现手法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将蓝釉露胎器确定年代为嘉靖，似乎不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笔者认为，就此应该加以认真研究探讨蓝釉露胎器的界定问题。

　　正德时期的民窑蓝釉器，较多见的是一种撇口，小折腰碗、酒杯。此器外施蓝釉，呈色青中泛黑，不纯净，有混浊感，釉质肥厚；器内白釉泛青，釉表光亮莹澈；器口沿釉淡泛白。碗足露胎处修削平齐，底面施酱白釉；酒杯为浅圈足并向里收敛，底面釉用笔随意点涂。上述二器都有跳刀痕和塌底现象；有的足心似乳状突起，圈足端留有切削的棱角或刮削痕，并伴有黏砂。除蓝釉外，青花中也有同式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