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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的历史中，太医的出镜率是相当高的，而且往往和皇帝的性命休戚相关。
唐朝初年，唐高宗李治头痛，眩晕不已，情况很是危险，赶忙召集太医秦鸣鹤为他治疗。
秦鸣鹤诊治后，认为这是风气上逆导致的，要用针刺头部，让他微微出血，就可以治愈。
当时的武后听完勃然大怒，说，天子的头上，怎么能够放血呢，赶紧把秦鸣鹤拖出去斩了。
被头痛困扰得实在厉害的唐高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阻止了武后，放手让秦鸣鹤为他治疗，果然在微微放血后，唐高宗的头痛得到了很大缓解，化险为夷的秦鸣鹤也因此名声大噪。
一百多年后，又一名太医李元伯登场为皇帝治病，他医治的对象是唐宣宗李忱。不过这次他的方法不是针灸而是丹药，其结果也不是救命而是催命。唐宣宗吃了他所奉上的丹药后，身体状况江河日下，一个多月没有上朝，最后竟然撒手人寰。而治死唐宣宗的太医李元伯自然也没什么好下场，被此后继任的唐懿宗杖杀。
妙手回春也好，贻误病情也罢，这些太医都与唐代异常发达的医学教育体系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的医学教育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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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欧洲最早的医学院、意大利的萨莱诺学院大约始建于公元872年。而在中国，具有医学院性质的机构建立要早上二百多年，这就是唐朝的太医署。
太医署和上一期中提到的负责音乐教育的教坊一样，属于太常寺的管辖范围。
唐代的太医署在唐高祖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4年建立，具有相当完备的体系。太医署内设有医学和药学两个分部，在医学分部之下又设有医科、针科、按摩科和咒禁科四科。
在四科之中，医科师生人数最多，是第一大科，有医师二十人，医工一百人，医生四十人。加在一起一共有160多人，规模着实不小。
针灸科也有50多名学生。在唐代，针灸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候的针灸图已经采用彩绘的形式，而且与五行相对应，与我们今天看到的针灸穴位图颇有相似之处。
当时，导引按摩作为一种医疗手段，也正式进入了官方医疗体系，并在医疗保健中得到广泛运用。太医署设立了按摩科，主要医疗手段是就是运用导引术一类传统体育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
最后一科，也是在后世存在较大争议的咒禁科，主要是教授学生通过咒禁来拔除邪魅鬼祟治疗疾病。不过，这个部门的人数比较少。平心而论，在巫术和医术常常不分家的古代传统社会，唐代的医学教育还是具有较强的科学实用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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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历史上已知的建立时间最早、建制规模最大的医药学校，唐代太医署在教学方法、案例分析、职业道德培养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太医署很注重学生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结合。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你需要对草药的形态烂熟于心，一看到穴位图就能马上指出穴位，学习目标和要求非常明确。
案例教学法也是太医署重要的教育方式，在日常的临床观摩中，学生要做好笔记，详细地记下治疗步骤、药物使用及过程效果，对照前人的医疗实录，提高自己的医学知识水平，同时还要虚心聆听太医主讲老师对医学案例的分析。
对医德的强调，也是唐朝医学教育的重要亮点。唐代的医学教材明确了对从医者的道德教育，从个人品德和诊疗态度等方面详细规范了医德的标准。
唐代太医署的学生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具有医学世袭职务家庭的子弟，第二个来源是有药师称号的家庭，第三个来源是三代以上都以医学为业的世袭之家的人员。
医学人才的选拔，仿效科举考试，有着非常严格的考试制度。
太医署学生在学习期间，要经常面临包括月考、季考和岁终考试在内的的种种考核，可以说是月月有考试、季季有考试、年年有考试。超过学习年限两年仍不及格者将会被除名，学习强度之大，和今天的医科学生不相伯仲。
要从太医署的学生中脱颖而出，被选为医官，还需要到尚书省参加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策试及第后，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医官。虽然品级只是无足轻重的九品芝麻官，但毕竟是进入仕途的开始。
唐代之后，宋、元、明、清历代的医学院校，虽然在学生来源、专业设置、课程结构等方面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大多还是延袭唐代的医学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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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唐朝太医署的人才培养体系让人称道，但从疗效的角度，却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尤其是对于重点服务对象——大唐皇帝，频频发生的医疗事故，让太医也成了一种高危职业。比如前面被杖杀的李元伯。
根据史料记载，除了前面的唐宣宗以外，唐朝还有多位皇帝的死，可能与服用了太医及方士的丹药有关，这个名单甚至还包括英年早逝的唐太宗。
当然，这个锅全部由太医署来背，也实在有点冤枉。他们大量使用丹药主要还是和唐代诸位皇帝迷恋丹药有关，而这些皇帝的执迷也并不仅仅是因为相信神仙之说，而是和自身的家族遗传疾病有一定关系。
唐朝皇室的这种遗传家族病叫“风疾”，这些与西医所说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中风等的临床表现相似，而且与遗传有关，死亡率极高。备受疾病折磨的各位唐朝皇帝自然竭尽心力寻找各种能减轻自己痛苦的方法，此前提到的唐高宗为了缓解眩晕，不惜冒着让太医在自己头上动针的风险，就能从中窥见一斑。
而古代炼制丹药的朱砂、雄黄、硫黄、云母等成分，从中医的角度，的确也有一定入药治病之功效。或许是使用后稍有功效，又或许是出于对神秘的向往，总之，唐代皇帝对于丹药的趋之若鹜，其实不难理解。
有历朝皇帝的大力推动，唐朝丹药制作团队空前庞大，就连名医药王孙思邈也在这个行列中，在他的《千金方》中，记载了不少炼制丹药的方法。
有趣的是，就在最近，浙江大学药学院的一位教授，在为本科生开设的《从神农本草到现代中药》通识教育课中，还专门教学生按照孙思邈的药方，炼制出了据说可以“主治读书善忘，久服令人聪明”的丹药，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不过，正如孙思邈当时在《千金方》当中警告过的：对于服丹养生的态度应该非常慎重。要因人而异、因药而异，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死亡，危害甚至超过毒性最强的鸩毒。
而一些医生出于迎合身份显贵的病人的目的，毫无节制地使用丹药，导致中毒致死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也为唐代繁盛的医学教育带来了误入歧途的风险。
除了皇帝，唐朝死于丹药的名人着实不少，根据诗人白居易的诗中透露，韩愈、元稹等文学大家的去世，也都和服用丹药有关，这实在是个有些让人悲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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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以太医署为代表的唐朝医学教育，对于推动我国医学发展，仍然功不可没。
大唐医学教育的经验流传到海外，曾有十多个国家派人来大唐学医，使中国成为东方的医药学中心。
朝鲜曾仿效唐朝建立医学体系，以中国医书《素问》《难经》《《本草经》等教授学生。
日本的文武天皇制定《太宝律令》，其中的医学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的设置，完全仿照唐代制度。
日本留学生菅原成入唐后就教于唐朝著名医学家，研学针科，回国后担任针博士 , 后来又成为天皇的御医，对此后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这两期提到的音乐和医学领域的职业教育之外，唐代其他领域的职业教育，比如算学、天文及历法等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大量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大唐在诸多领域建立世界领先优势提供了技术支持，成为大唐盛世出现和延续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