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思想之内核无疑是仁与礼。仁更多的是内向发展，也包含了天人合一的形上思考，礼则是上古祭祀活动的仪式规范，经过演化及学术处理，从而确定的制度性道德行为准则，换言之，仁的进路是格、致、诚、正，礼的进路是修、齐、治、平。自孔子明确儒学基本体系架构，至孟、荀，孟偏向仁，荀偏向礼，孟学在北宋逐渐被抬高至显学，至此儒学似乎只剩下理、气、心、性等形上学，尤其心的作用被过度挖掘，尽管其初始目的是对抗佛学，但事实上，程朱陆王竭力以儒辖佛道，浑成三教，形上学、本体论、宇宙观便成为儒学之主流。荀子则走上另一条路，李斯、韩非何以得荀子之亲炙，却走入法家？明显是受礼法影响。儒学之真正分裂是由孟荀始，不管后来的汉学、宋学、经学，最终都未能恢复孔子及孔子前时期，儒学所具有的刚健、博大、小天下之气象。
儒家讲本体最早在唐，真正铺陈开来讲，在北宋。北宋五子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大量吸纳佛道思想，尤其在形上；到朱熹，新儒学体系已经成熟，本体概念也由支离步入完整，不过仍存在先天性缺陷，理的物质性问题未得到解决，张横渠的气由于未得到朱熹的足够重视，理气先后悬而未决。王阳明以心辖理、气、性、情之说，虽部分地解决了理学本体论中有与无之对抗问题，但心本体的讲法基本排除了儒学传统中仁、义、礼、智、勇等多种精神的类别，以良知一言以蔽之，极大的限制了儒学进一步发展之可能。甚而有人断言:心学是儒学之终结。再接着讲下去，势必到佛家去。以前我受民国诸大师影响，认为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经学一无是处，但结合当下环境思考，经学时期所积累的解经训诂，无意地已为瓦解掉强加于儒学的腐朽部分，从而正本清源，重续儒学传承，作好准备。
确立仁本体的现实意义表现为重塑信仰。与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国的思想世界里只有一个宽泛的，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的超道德的去神化的主宰，类似于绝对理性、绝对道德、绝对真理等的律令或法则。即便在神话里，也不会出现万能之神，每一位神祗在拥有强大能力的同时，也会受某种法则约束，贯穿神的思想行为的竟然也是仁、礼等凡人的品格内涵，西方通常把这种法则称之为“命运”，而中国则是“和”。和的概念在道释典籍中也占据极高地位，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和”实则乃“仁”、“礼”之共名（当然礼、智、勇、信等的本体是仁，不过为了说明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规范，把礼单独列出来似乎更有说服力。），仁体乃和，礼用乃和，而仁、礼关系乃即体即用，体用不二，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讲的是和，天道是什么？和！因为人心是变迁的，人的行为是流动的，所以仁与礼也是不断变化的，但作为绝对律令、绝对真理、绝对主宰的“和”却是亘古不变的，变化和流动的是作为道德标准、行为规范、日用人伦的“和”，换言之，和的内在表现为仁，是不变的，和的外在表现为礼，是常变的，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仁体礼用”。总之，当仁体重建信仰后，就需要用礼用来规范约束行为，这一点与西方用宗教观来建立信仰，用道德律令约束行为如出一辙，不过西方为神，东方为己，大致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