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这样一个场景：100个人等着过河，但是船最多只能乘90人，也就是无论如何都得有10个人需要乘下一班船，而这意味着要等上半天时间，那么究竟该如何分配这90个登船名额呢？是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还是拍卖制度，价高者得？亦或是最简单的抽签原则？

首先看价高者得这个方案，很明显这个方案有失公平。有钱人出得起很高的价，但是他乘船过河可能仅是为了度假，而穷人可能是急着乘船过河去给他病重的妻子送刚买来的药。这种制度忽视了支付能力对真实意愿的干扰，相当于用提高门槛的方式剥夺了基本的人性权利，显然不是最优模式。

那么另外两个制度呢？先看先到先得的方案，假如那个急着给妻子送药的男人恰好就是第91个排队的呢？这个模式没有考虑需求程度，做的不是“按需分配”的事儿，必然造成资源错配；而最后一个抽签原则也是同样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经济体中常见的稀缺资源分配问题，这样的问题每时每刻都困扰着我们，从子女上学争取稀缺优质教育资源，到道路拥堵到底该如何分配路权，再到城市治理如何兼顾市容市貌和底层人群的谋生权……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简单的“排队”、“拍卖”、“抽签”等方案都无法兼顾效率和公平，最终造成巨大的资源错配。

Robert H Frank在《达尔文经济学》中提出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的原则基于两点：1、首先肯定这100人均有天赋的同等的过河权；2、其次，这些“过河权”是可以标价转让的……具体实施是让这100个人每人单独报一个其本人因放弃本次乘船最低可以接受的补偿款金额，然后选择其中最低的10个报价，然后补偿款由乘船的90人均摊。按以上方案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最优的（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处置。

以上方案在现实中最典型的应用就是“碳排放税”的实施，事实也确实证明。“碳排放税”以及允许排放额度自由拍卖确实是在当下技术手段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社会问题解决模式。但问题是，这么好的模式为什么仅在有限的领域内获得了应用呢？

Frank给出了该模式受阻的三个原因：

1、自由沟通和交易成本。很明显如果那100个人缺乏自由沟通的渠道和机制，以及保证快捷安全的交易渠道的话，这个模式将不具有可行性。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自由通畅且有保证的沟通和交易机制的建设以及运营成本问题，很明显，这个成本必须远小于因此带来的社会总资源节约才有意义；

2、有些情况下该模式并不适用，比如人命关天的时刻。在上述例子中，我想我们都会赞成无论如何，必须要给那个急着送药的人保留一张船票。同样，如果100个人中有一队医生是急着赶去救人的话，也应该优先上船；

3、更深一层的政治问题。假如这100个人已经达成共识，按此模式解决船票问题，算下来平均分摊到90张船票上的“补偿支出”为10块钱，但是那个急着过河给妻子送药的人实在太穷，无法支付这10块钱，那么又该如何？因为他拿不出这额外的10块钱他就该下船吗？这显然不符合我们通识的判断。同样的，上面说的那一队医生，他们过河本是为了救人，优先过河并不是带给他们个人的增值，但为此他们还要额外支出10块钱吗？

大部分读者会说，正如第2点所言，送药的穷人和医生应该无条件获得船票，但是这就意味着其他人需要支付更高的补偿款，然而，这些人又为什么要为急迫的穷人和救人的医生支付额外的费用，毕竟他们也没有从这个穷人和这队医生那里得到任何增益啊？落实到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就是到底该不该从富人那里多收税以补贴穷人和社会公益的问题，而这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反对者会说，这有违“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毕竟富人的钱也是私人财产，理应受到保护和一致对待。同时反对者也会声称，这种制度只会鼓励“不劳而获”……

然而Frank对此给出的观点却更为实际，即抛弃政治上是否合理不说，单从经济上而言，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转移支付（补贴）”的话，那么就要承受更高的代价……比如上面那个例子中，如果我们不给那个急于送药的人“免费船票”的话，那么他就会为这个模式的实施投出反对票，最终迫使所有人回到老路，不得不在“排队”、“拍卖”、“抽签”三个不完美的方案中选择其一，我们要么运气差根本得不到票，要么不得不为此出更高的价，比如上海的牌照……

当然，以上讨论针对的是民主制度框架，如一开始的假设，我们假设人人都有天然的、一样的过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