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洛克提出了现代国家的表述，其思想被吸纳进《独立宣言》，关于三权分立、私有财产、人民推翻政府等观念，我们对之再熟悉不过了。

        在《政府论》的上篇，洛克批判了菲尔麦。菲尔麦的《先祖论》无疑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集大成，他将我们那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欺骗精神贯彻得淋漓尽致。洛克的批判很轻易的驳倒了菲尔麦，同时建立了自己关于“谁统治”“我们应该顺从谁”的政治基本倾向，至少洛克以一种被统治的心态为根基：“一个人除非充分了解谁是有权对他行使支配的人，否则，他在良心上决不会感到有服从任何一种权力的约束力量。”换言之，即便我们承认君权神授，却不能赞同一位不合法的统治者，“从古至今，为患于人类带来城市破坏、国家人口灭绝以及世界和平破坏等绝大部分灾祸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力存在，也不在于权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是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这不仅表明，君主的绝对权力本身存在问题，君主的权力的转移也存在问题。洛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我们似乎要在下卷继续寻脉。

        在光荣革命之后，新的国家理论崛起。《政府论》（下）开篇，洛克提出了两种似乎没有界限的“前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战争状态”。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看来最安全的做法是将他的学说理解为对霍布斯学说的深刻修正”（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p193）人们偶然来到一个民主、平等、理性的世界（自然状态），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持续下去，并最终会陷入互相危害的境地（战争状态），因为缺少一个政治权威能够调节自我保存、财产私有、占有的纠纷。这里，洛克似乎是将“自我保存欲”转换成了物质形态——“私有物”：自我、生命、自由、财产等，并在第五章综合为“财产权”，因而，人是一种占取财产的动物。更重要的是，在洛克看来，这种占取并没有任何自然界限，“自然权利变成了无止境获取的自然权利”（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p193）因此人们必然走向相互冲突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公民的社会，或者说必然要求一个保障财产权的政府，在这里，经过多数人的同意，“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他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政府论》）至此，许多政治哲人会认为洛克的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只有一步之遥，洛克代表着一类新兴的商业阶层（是资产阶级的原初形式），他们正试图构建自己商业国家的政治正义，而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戴着人道面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洛克要比人们一般所说的或所想的更靠近马基雅维利”（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p211）。在新的政治生活中，德性、荣耀、品质等不再成为核心主题，而“生活就是对于愉悦的毫无愉悦的追求”（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p256）瑞士人卢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了“自然状态”的全部意涵：“古代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只讲生意和赚钱。”（《论科学与艺术》）

        卢梭的政治理论同样肇始于霍布斯的前提。卢梭颠覆了霍布斯好战的自然状态，认为这是置身于社会之中的人的状态，相反，卢梭将我们与“分散地生活在动物中间的野蛮人”比较，他们更优越、强壮，卢梭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森林中的马、猫和牛，甚至驴，比家养的马、猫、牛和驴身躯都更高大，长得更结实，更有力气和胆量；然而一成了家畜，它们的这些优点就失去了一半，可以说，人们的精心饲养反倒使它们退化了。”（p57）因而， 人也同样，进入社会后变得“逐渐衰弱，胆子越来越小，显得畏畏缩缩，萎靡不振，结果，既失去了体力，又丧失了勇气。”在卢梭看来，这种差异比动物间的差异更大，而“正是舒适的享受成了使他退化得更加明显的特殊原因。”（p57）

        在精神方面，野蛮人起初是纯粹动物性的，他们“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欲望，所以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p62）然而，大自然赋予了人们超过本能的能力，结果出现了过分满足欲望之人，“生活放荡的人之所以纵欲无度，结果招致疾病和死亡，其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精神一败坏了感官，尽管自然的需要已经满足，但欲念却有无穷的奢望。”（59）

        在卢梭看来，寻找到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原因必须从历史的重构，一系列的变化中去探索，这是“由于人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因为，我们愈是积累新的知识，我们愈是失去获取知识之中最重要的知识手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我们对人进行研究，我们反而愈是找不到如何去认识人的门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p36）而这正预示着，人对知识的认识，对语言的掌控，对自身的完善能力，对理性的运用，却成为自身痛苦的根源。所有一切都改变了。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的第二部分，卢梭描绘着一个政治社会的形成，而一个败坏的世界同样开始形成。

        卢梭搜索了各种证明，使得自然状态得以生成的“前理性”动力有两个：一是自我保存；二是同情心。在卢梭看来，野蛮的世界似乎更加文明，卢梭的倾向性难道是回归野蛮的状态？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们别无选择。

        据称，卢梭的核心观念寄寓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论卢梭的意图》p70）很显然，卢梭并没有简单的“赞扬野蛮状态”，他自己也声称这是对他荒谬的误解。列奥·施特劳斯以其惯用的显白—隐微二分法在《论卢梭的意图》一文中分析道，《论科学与艺术》面向两类不同的读者，当卢梭拒绝科学时，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面向普通人说实话，然而，作为伪装普通人的哲人，他要站在科学一边。科学与普通人的美德不相容，却能够与“伟大的天才”们相容，科学是坏的，却只是针对整体社会和普罗大众，而对于少数精英，却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公民社会要求一致性，或是把自然人变成公民；相对于人的自然独立，一切社会都是自重奴役的形式。但哲学要求哲人极为真诚地遵从他“自己的天才”，不考虑任何普遍意志或共同的思维方式。（《论卢梭的意图》p79）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卢梭那些糟糕的行为了，并且他那洋洋得意的忏悔录式的自传，似乎是这样的哲学的最好确证。总之，卢梭的处理方式是试图尽可能保留现代社会，但同样需要古典时代的哲学，同时保留精英和大众两种形态，也就是允许一部分人成为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