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之光】|如果可以安稳,谁愿意乘风破浪?

平日的俗务之余,我能够上简书从容游览的机会不多。再加上与国内整整半天的时差,难免会错过许多精彩。前些天,简友瑾字翁兄特地发来简信来提醒我,说平台里发布了一条新的征文消息,征文的三个主题之一,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注册简书账户至今,不到两年,却有了很多从未谋面,只在彼此的字里行间相重相知的文友,瑾字翁兄是其中之一。他看过不少我的文章,知道我大学一毕业便背井离乡,如今已在异邦安家。以他的人生阅历,并不难推想从“离乡背井”到“异邦安家”的岁月里,我若不曾被人生的风浪拍打过,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他鼓励我参加征文,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主题,你一定能写好。

他的留言,让我有些感动,当时便答应了。等到真的坐下来要写,看着“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定中短语,默然良久。的确,我的青春早已小鸟儿一样飞去无影踪,我是这个短语中如假包换的主词,老“姐姐”。而那个定语,“乘风破浪”,随即让我格外唏嘘——人生的最高境界,乃是不劳而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个人若能够一辈子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为什么要去乘风破浪?

可惜,人生的最大无奈,恰恰在于一旦命运以特定的方式选择了我们,我们无权选择逃避。当风吹来浪打来,无论愿意与否,都得想方设法去应付。


一、打工

经过23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降落在美国大西北的小镇机场。我,一个离开校园才半年的日语专业毕业生,变成了一个留美博士的陪读妻子。丈夫背负的债务,和我兜里带来的一百美金,让我很快明白,“打工”和“工作”这两个词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前者是非法的,后者是合法的。留学生家属不得合法“工作”,我若要去挣钱,便只能去“打工”。而打工的机会,只在大城市里,不在小镇上。

于是,买张票坐上灰狗大巴,离开来不及熟悉的小镇,离开新婚的丈夫,8小时之后,我来到了离小镇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

座落在芝加哥东北郊外,颇具规模的中餐馆附设有酒吧,用的是老板娘的芳名:“费雯·李”。中法混血儿老板娘生得个头高大,满头棕红色的卷发,一句中文不会讲。我完全没有经验,连英文也磕磕巴巴,她还是把我留下了。她不付一分钱底薪,我边做边学,每天能否挣到小费,能挣多少,全凭我自己。

当时的我,连炒菜必须先放油都不懂,要给客人上菜送酒,首先得先学会认菜。用餐高峰时分,大厨把客人点的菜炒出来,厨房的流理台上呼啦啦排满一溜,“宫保鸡丁”、“辣子肉丁”、“陈皮牛柳”……我哪里分得清楚什么是什么?别人都忙得脚不沾地,想帮我都腾不出功夫,我只好站在那里干着急。

幸亏越南裔的大厨是好人。留意到我的窘迫,他不仅特意把我的单子上的菜排放在一起,得空了还照着菜单给我讲每道菜的特征,教我去识别。

比各种菜更难搞的是那些鸡尾酒。不要讲客人满嘴跑的是英文,就是说汉语,我也不搞不懂那些稀奇古怪的名称。可人家点了,你必须得记下来啊!于是,客人嘴里叽里咕噜冒出一大串,我就死死记住那一串一串的音节,到调酒师面前再一串一串地背出来,硬生生的“鹦鹉学舌”,其实根本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这个过程里,最怕有人打岔。一旦被岔开,那些音节记不全了,我便立刻抓瞎。

还有,老板娘对我们送菜上酒的程序和方式有严格的规定,事实上,后来我很少再见到服务标准如此严格的中餐馆了。比如,她要求出菜一定要用那种硕大的椭圆形盘子,单手托起,另一只手拿支架。到了客人的桌前,打开支架,放下盘子,再把每道菜逐一用双手送上。如果客人点了烤鸭一类要用饼包着吃的菜,还必须当着客人的面,在这个大盘子里用筷子和汤匙包好,才能送上桌。

用筷子和汤匙包烤鸭,难为了每一个男服务生,我倒还好,怕得只是那个大托盘。托盘的直径几乎有我身高的一半,即便是空的,单手托着也晃晃悠悠,何况再排满四,五碟菜?!

说不得,只好练。餐馆的空档时间,从对付空托盘开始,渐渐往上加碟子。练了两天慢慢悟出来,要像男人们那样,完全靠一只手臂的力气把盘子托起来,走进走出,再好好放上支架,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过,用手托起来以后,把大托盘搁一端在肩膀上,借助腰部的力量起落,就成了。

每天下了工,已是深夜。和工友们一起,回到在芝加哥市区的一栋老房子。我们每人每月付$150的租金,共同租用了二楼,包括四间卧室,一个公用的洗手间和小厨房。我的房间大约七、八平米大小,把报纸铺在地板上,睡袋铺在报纸上,就是全部家当。起初每天夜里还要背菜单、酒水单,后来就不用了,可以洗个澡倒头就睡。

一周六天,每天12个小时,我迅速成为“费雯·李”的熟练服务生。也曾因力气不够,打翻过大托盘,把一盘子菜全糊到女客人身上;也曾因累到头昏眼花,算错过好几张账单;更曾因为英文太烂,出过各种奇葩的洋相……江湖真不是那么容易闯荡的。不是没有过又累又委屈,自己躲起来哭的夜晚,只是心里还存着一点梦想,梦想着只要自己肯努力,眼下的状态终将成为过去。

英文口语好歹练到差强人意,我也攒够了足以还清债务的钱,便离开了芝加哥,返回小镇。又过了几个月,随着我先生学业的变动,我们夫妇横穿大半个美国,来到了宾州的伯利恒小城。抵达的第二天,偶然因朋友介绍认识一位美国老太太,三言两语交谈过后,我便成了她女儿家里的清洁工。

还是因为要挣钱。要想将来能在此地谋一份像样的工作,不念书肯定是不行的,我还得给自己挣学费。

那栋殖民式红砖房很小巧,我每周去她家里两次,周二缝补浆洗,周四吸尘扫除,每次六个小时,每小时挣四块五毛钱。她家里只有三口人,更换床单被褥,洗熨衣服什么的还好说,要收拾这房子里的一应摆设就不那么简单,因为女主人是专业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客厅沙发和茶几的腿是纯铜镶嵌;地板有的是硬木,有的是大理石;客厅的家具是顶级核桃木;还有餐厅里那盏由三个同心圆环组成,每个圆环平面上的一个个小洞里插满精致水晶棒的大吊灯……这些都得用不同的专用清洁剂一点点擦拭。劳动强度不大,可实在是费时间。

艺术家们通常都追求完美,这个女主人也不例外。如果我在六个小时之内做不完这些事,如果她回到家打开装饰柜里的灯,看见那些林林总总的昂贵小摆设上有灰尘,我就必须加班。加班的时间是不作数的,长短和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只有在六个小时里马不停蹄地干活儿。为了动作快一点,胶皮手套也不敢戴,有一阵子手指尖上布满了芝麻大小的红印子,斑斑点点,因为皮肤表层被清洁剂腐蚀掉了。

女主人对我还算满意,一个月之后把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也是一周两次,每次六小时,工钱一样。这一家有五口人,三个孩子年纪还小,房子也比较大。在他们家主要是缝补浆洗,扫除相对简单得多,常常六个小时不到就能够把活儿干完了。这一家的男女主人也都很随和,与帮忙做家务相比,他们更愿意看到我领着那三个小娃儿玩一会儿。

可当清洁工的工钱太低,周围的朋友们说。横竖是辛苦,不如去餐馆打工。他们介绍我去了一家上海人开的中餐馆,离伯利恒有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老板管吃管住,我只需要每周往返一次就好了。餐馆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上,叫做“New Hope”,译成中文,就是“新希望”。

小镇有德拉瓦河蜿蜒而过,两岸风景如画,沿河开辟的自行车道绵延十几英里,夏秋两季吸引来无数喜欢户外活动的人们。此地定期举办的古董和手工艺品跳蚤市场也很有名,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手工艺人在周边安家。而以艺术家们当中同性恋人数的比例之高,在这家餐馆里最经常见到的客人,多的是双双对对的假凤虚凰。

犹太裔的路易丝·汉肯既不是此地的居民,当然更不是同性恋,她那天只是偶然路过,偶然在午餐和晚餐的空挡时间推开了这家餐馆的门,成了我的客人。世界上还真是有“缘份”这档子事儿的,我和她一见面就聊得很开心。路易丝·汉肯迅速成为我端菜送酒的生涯里结交的唯一的一个朋友,更成为我“打工”状态的终结者。

一年半以后,汉肯老太太为我申请到工作签证,我进入她名下的进出口公司,有了一份合法的“工作”。


二、读书

路易丝是犹太裔的汉肯家族移民美国的第四代。祖上以来一直居住在大费城地区,以从事商用房地产开发起家,家境相当富裕。汉肯家族成员大多和她一样,除了继续投资房地产开发,还各自经营其他方面的生意。路易丝名下这一家公司,专营欧洲汽车进口代理,主要由她唯一的儿子小汉肯负责日常运作。

我加入之后,公司开始增加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的业务。那时国际长途电话费贵得要死,其他的联络方式基本没有,连电子邮件都还没普及,隔着一个太平洋和半天的时差,双方联系最重要的工具是传真机。传真机“唰唰唰”地打印,一叠叠纸,要联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有许许多多原先根本想不到会成问题的问题。打样、改版、订货、运输、清关、销售……每一个环节上都有无数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步的障碍,每一张订单都是一场煎熬。我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缺乏在“生意场”上舞刀弄枪的天份,必须及早退步抽身。

决定了重打锣鼓另开张,那就还是得重返校园去读书。我搜罗来一大堆托福模拟题,整整三个星期不舍昼夜的死嗑之后,上了考场。凭着一份刚刚好压在学校要求的最低分数线上的托福成绩,我进入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教育学院,攻读教育技术学的硕士学位。

我没有按部就班地去考GRE,美国高校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没有GRE成绩而能够被录取,是我和系主任Cates教授聊了两个多小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来的。这种录取,附带着一个条件:入学之后的头三门必修课,我的成绩必须达到A-(95分)以上,否则他便将我逐出校门。同时还意味着在入学之前,我没有申请任何奖学金或助学金的资格。

我这个人,实在缺乏什么事情想明白了,理清楚了,再付诸行动的智慧和定力。当时根本就不懂得,这个附带的录取条件,会如何接二连三,狠狠剥掉我身上数层皮。

1998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截至我走进“多媒体编程”这门课的教室那一刻为止,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会。

课堂是系里的多媒体实验室。这门课没有教材,只有人手一台计算机,老师在上面实例演示,学生在下面跟着做。一大堆术语,是成序列的生词,我一个文科生,要学电脑编程谈何容易!每次上完课,3小时下来一头雾水。可这是头一门必修课啊,每每想起系主任开出的条件,连做梦都要被惊出一身冷汗。只有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哪怕熬到吐血三升也顾不得了,到此地步,只能拼尽权力去熬。

到期末,我这门课的成绩拿了个A-,又刚刚好压在系主任要求的线上。

我们系里的这个多媒体试验室和理海大学里其他的普通计算机房不同,里面的每一台计算机都联结着音响、录像机、唱片机等等高档电器设备,必须经过秘书值班室才能进入,也只有在秘书南希小姐上班的时间才开放。也就是说,我如何拿到这个A-的过程,每一点滴都落在了南希小姐的眼睛里,又通过她,断断续续进入了我的指导教授,Hennings博士的耳朵里。

Hennings教授因此大笔一挥,作主免掉了我下一学期的学费,同时主动为我向系主任陈情,建议他免除我的入学限制条件。教育学院研究生的助学金名额少之又少,他便大力推荐我进入商学院开设的国际学生暑期培训班去教书,每个课时的报酬200美金,让我暑期里能有一大笔收入。随后,他又连续两个学期帮我申请到了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

理海大学的学费之昂贵,闻名于美国高等教育界。二十几年前的学费已高达1100美金/学分。研究生每学期必须修满12个学分,一年的学费总计就超过两万六千美金。这种数额的钱,根本不是课余偷跑到校外去打打工就能够挣出来。倚仗着Hennings教授的鼎力相助,从入学起,我得已安心读书,而不为学费操心。

99年暑假里,在专业上卓有建树的Hennings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学聘为教育学院的院长,离开了理海。他所指导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被系里统一分派到其他教授名下。而我,只顾着埋头按照他早已为我规划好的选课安排和研究方向,高歌猛进,没想到要去正式拜见后来那位名义上的指导教授。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教书,才意识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疏忽,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这个错误,滑铁卢已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

99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我收到学院敦促我去缴纳学费的通知,三门课总计一万余美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立刻冲到院里去问究竟。系里院里,秘书们用十分平静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必须自己交学费。

奖学金申请被拒绝,不是我的成绩没达标,而是没了教授推荐。Hennings教授离职了,新的指导教授根本不认识我;系主任Cates教授这一年学术休假,代理系主任也不认识我。对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要他们如何推荐?!事到如今再去求他们帮忙也无意义,我直接给分管奖学金事务的Pennington教授写信,请求他重新考虑我的申请。

我得到的回信,当然,以对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开头。接着婉言坚拒:本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和审批早已截止,且已发放完毕,爱莫能助。结尾提供建议:下个学期请尽早提交申请,届时学院会优先考虑。

这一封三段式的典型官样文章把我彻底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注不了册,连合法的学生身份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把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连夜给当时的院长原田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用标准的三段式,先点明主题,再陈述情况,最后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中途辍学,那么学院设立所谓“奖学金”的意义何在?!

过了两天,学院秘书打电话来,说Pennington教授约我下周四去他办公室,面谈奖学金之事。乌云密布的天空终于洒下一线曙光来了。结果还没等见到Pennington教授,这一线曙光已灿烂成满天阳光:学院的公函寄来,通知说,院长特批了我的申请,奖学金已划拨到位,我只管去上课就好。

我在那个四面楚歌的夜晚,给原田院长写的那封信,主题明确、措辞恳切、情感丰富,恐怕要算我生平写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却没有留下底稿,如今想来多少有点儿遗憾。


三、尾声

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第一顺位的要务自然是找工作。一轮轮的求职信履历表发出去,一次次泥牛入海。好不容易得到面试机会,好不容易经过若干面试终于被某家公司相中,简直比老姑娘待嫁还要诚惶诚恐。

那是一家大百货公司的培训部门。部门经理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次日上午9点半,等待人事部的电话。人事部主管要代表公司确定我的职位、职务和薪资待遇,以便形成正式合同文件。

那个“次日”,不迟不早,不偏不倚,正是2001年9月11日。那个后来让全世界大惊失色的上午,当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大楼遭到攻击后相继倒塌,当曼哈顿下城一片黑烟火海,通讯网络迅速被切断,我所等待的电话铃声,不可能响起。紧接着又有化学毒品投放的风波,遍及新泽西和纽约州。更糟糕的是,后续的调查发现若干名恐怖分子都是持学生签证居留美国的,导致当时持学生签证的人或多或少遭受池鱼之灾,我所等待的那个电话,再也没有打进来过。

当生活里突然出现这种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冲破的狂风巨浪,幸好还有文字,幸好还可以写。写写写,在文字的情境里构筑一个自我宣泄的空间,也算是一种自我救赎的过程吧。我一边教养幼儿,一边写,倒也没觉得那些日子特别绝望。

然后就到了2004年。中国迅速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进程,拉动了全球经济数次危机后复苏,祖国人民用自力更生的伟大成就向世界重新定义着“中国”形象,掀起了遍及全球的“汉语热”。而我,凭着一张教育学院的硕士文凭,加上一叠文学作品获奖的证书,接受了圣∙彼得大学的教职,负责设立该校“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系”的汉语课程。

又一轮从头来过,重新做起。系主任不断加油打气之余,又命我再去读一个博士学位。当时我已是二子之母,年纪老大的了。带着两个小娃娃,一头教书,一头念书,不折不扣的人仰马翻,顾此失彼。那几年最大的渴望,便是脚趾头也能抬上书桌,和十指一起干活儿。

好歹熬出来了。博士学位答辩通过5天以后,我的论文被出版社签约,总算没有辜负那几年间,小小的两个丫头努力懂事,对我尽可能的体谅、理解与配合。后来,我基本上不需要苦口婆心监督她们的学业,也算得那几年辛苦的另外一重意外收获。

此后,我在数个不同的大学校园里兜兜转转,也并不是总一帆风顺。如今又转回到圣∙彼得大学,熟悉的校园,熟悉的人与事,让我刚缓过一口气,谁知就撞上了疫情。全美的高校陷入一片忐忑不安,大幅度预算危机,大面积裁员、减薪,有的甚至被迫永久关闭。眼下暑期过去大半,尚不知下学期如何,即便疫情全部过去,遍地遗留创痕的未来恐怕也不容乐观。

大大小小的风浪,似乎从未打算轻易放过我们。所谓“乘风破浪”,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潇洒,那么意色昂扬。如果可以,谁不希望自己可以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荡起双桨,一辈子悠哉游哉,摇啊摇,三两下就摇到了外婆桥?奈何我们不过是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一份子,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一根线一粒米都要自己赤手空拳去挣回来。命运加诸于我们人生里的风再狂,浪再大,也还是要硬着头皮去面对,乍起胆子去闯,只因为——即便没有伸手扼住命运咽喉的力气,也不能任由命运扼住了我们自己的咽喉。

而在这个过程里,每一次的风浪之间,总有那么一些人,相识或不相识,站在我们身边身后。他们所传递的,对我们单纯的信心,是一份又一份凡俗人世里贵重的暖意,支撑起我们直面风浪的勇气。

所以,无论如何,必须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


本文由“文字之光”荐文官瑾字翁白居难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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