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黎志
早晨起来，看见我妈正在客厅给我家那只古董级的“三五牌”座钟拧发条。这只座钟究竟是哪年买的我说不上来，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了。这只“三五”牌座钟是由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中国钟厂生产的，因上足发条一次可以连续走上15天，因此而得名。“三五牌”座钟的外观是深棕色的木质外壳，透明的球状玻璃面罩，银色的钟面，红色的数字和黄色的指针，看上去既显得沉稳大气、又不失古朴典雅。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我妈：“妈，这钟究竟是啥时候买的？”我妈说：“大概是在你3、4岁的时候买的吧。”我说：“没那么早吧，应该是在我5、6岁的时候买的”。我妈说：“有什么区别吗？”
是呀，没什么区别。这只座钟来到我家至少50年了。几十年来，每到一个准点的时刻，家里这只座钟就会以清脆、悦耳的金属撞击声敲出与钟点一致的次数来，而每到半点的时刻也会敲击一下，并伴有悠悠的回音。夜深人静时，钟摆摆动的“滴答”声则让人感到寂静、安宁。
记得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父亲每隔15天就会按时地站到这只座钟前，俯着身，小心翼翼地打开座钟的玻璃面罩，将上发条的钥匙依次插进钟面表盘内侧的两个孔，左手按住座钟，右手按顺时针方向一下接着一下这样不紧不慢地分别给它上走时发条和打点发条。拧的时候，座钟内腔里也会伴随着发出金属圈越拧越紧的声响。父亲正是凭借用力的手感和金属圈发出的越来越吃紧的声音来判断发条是否已经拧紧。除此之外，每过一段时间，父亲还会给这个家里的宝贝里里外外仔细打扫除尘，添加机油，养护得非常仔细。那个年代“三五”牌座钟可是紧俏商品，购买的时候除了凑齐钱款还得凭票。当时一台“三五”牌座钟要40多元，那可是一般人二、三个月的工资，因此，在那个商品、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这种座钟算得上是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的奢侈品，也是家境相对殷实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家隔壁的小伙伴下午放学玩耍后就常到我家来看钟点，以掌握回家做饭的时间，这让年少的我颇有几分得意。
1967年，我们这个城市文革两派之间的武斗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住家楼顶武斗据点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以及附近不时传来的枪炮声不绝于耳。家里是待不住了，父亲所在钢铁厂家属区的人们纷纷外逃。我父母经过商量后决定逃到厂里早已停产的炼钢炉旁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烟囱里面去躲避。在收拾家里必带的物品中主要就是这只座钟了。于是父母一起用棉被包裹着这只座钟扛在肩上带着一家老小向厂里逃去。到了那里才发现大烟囱里的地面上早已坐满了人，于是又转而逃到父亲所在部门管辖的厂区食堂里。现在我已记不清楚我们究竟在厂里躲了多久，只记得武斗持续升级，后来厂里也待不住了，又转移到郊县农村去躲避了一些时日，武斗稍微缓和一些以后才返回家里。安顿好以后，这只座钟又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依然保持着它那老成持重、不紧不慢的节奏，继续周而复始地为我们计时、打点。清晨它唤我们起床，夜里它伴我们入眠。后来我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有人对我说：“为什么你家躲避武斗要带上钟，那是因为你父母觉得钟和“终”谐音，带上钟是图个吉利。”我认为不是这样，而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唯一比较值钱的家当就算这只钟了，那可是家里的大件。
记得在钱钟书先生写的小说《围城》里方家也有一只家传的挂钟。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对鸿渐讲：“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我试过的，每点钟只走慢七分钟。”方老先生还将这只挂钟作为方鸿渐与孙柔嘉结婚的家当，叫鸿渐挂在了新房的墙上。钱钟书先生也许是想用时钟与时间不符来借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最终会存在差距这个道理。而当我看到这个场景，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又觉得这是那么熟悉、甚至感到有些亲切的一幕。
父亲去世后，母亲接替父亲照料起这只钟来，母亲的做法是在座钟下压上一张小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上次拧发条的日期，并改为每隔10天拧一次。2006年，在我搬新家的时候母亲开始过来和我一起居住，在母亲收拾随身物品时，我说：“妈，这只钟就不带了吧。”母亲没有答应，不但带了过来，而且还把这只座钟端端正正地供在了客厅电视墙的搁板上，直到现在。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家传承下来的家当就只剩这只座钟了，它与我们一起经历过动荡的岁月、一起历经了几次迁徙，在从未停歇的“滴嗒”声中忠实而不知疲倦地为我们报时，同时也陪伴着我度过了大半生的时光，它俨然已成为了我家的一员，与家人相随相伴，迎来送往。这确实已与它究竟是哪年来到我家的无关，也与现在这只座钟是否依然还是走得那么准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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