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怪癖，不吃糖。
也吃甜食，只是不吃糖果。一吃糖，脑子里总会浮现一张脸，梳着黑长辫，扭头冲着我，标致的鹅蛋脸笑开两个甜酒窝。
那是伯娘的脸。
（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西农村人家最多的是孩子，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个。围着几个孩子的衣食打转，手上的几个钱很快就花光了。为了养家糊口，男人们开始出去打工了，甚至女人们也出去打工了。
家里有四个孩子，我排老三。老大、老二在外婆家。我出生后一直跟着打工的父母四处奔波，直到四岁那年，老四出生了，父母无暇照顾两个孩子，于是把我送回了奶奶家。
出生后第一次离开父母，我哭得满地打滚，大人们怎么劝都没用。奶奶无可奈何，索性挑水浇菜去了，留下我独自在地上冷静冷静。
这时，邻居家的铁门开了。一个女人走到我身边，黑长辫，鹅蛋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真好看！
我竟看得入了迷，渐渐停止了抽泣。
“阿妹，不哭啊，来吃糖。”她把一颗红色的硬糖递给我。
带着满身的土，我一骨碌爬起来，接过了糖。
这是伯娘第一次给我糖。那是一毛钱五颗的普通糖果，亮晶晶的包装纸裹着五颜六色的硬糖。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对小孩子来说，糖比油金贵。
从那儿之后，我就被伯娘的一颗糖收买了。
伯娘家门口有一个小石墩，光滑圆溜，大人们在上面磨刀，也坐人。每天早上一睡醒，我就跑到小石墩上坐着，等伯娘发现我。有时候她挑着一担水回来，有时候她在家做饭，有时候她提着一捆菜回来。
看见我，她总会笑着说：“呀，爱哭的阿妹来了。”然后把我牵进屋。
伯娘有两个儿子。大堂哥比我长5岁，小堂哥比我长几个月。他们说我是爱哭鬼，不跟我玩。大堂哥上了小学，不常在家。小堂哥喜欢去找邻居家的铁蛋玩，经常玩入了迷，吃饭也叫不回来，总要伯娘端了饭碗去喂。
于是，我成伯娘唯一的小尾巴。伯娘做家务时，我在一边玩布娃娃。伯娘种地浇菜时，我去摘野花逮蛐蛐。伯娘有空时会教我唱歌，给我扎小辫子。
起初，奶奶总要过来抓我回去吃饭，久而久之，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还让我在伯娘家吃饭。那段日子，我常常整天整天和伯娘呆着。
伯娘是喜欢我的，她总摸着我的头说，还是女儿好。
有时候她会拿着糖逗我。
“阿妹，吃了糖，做伯娘的女儿好不好？”
我一边往嘴巴里塞糖，一边点头。
“好啊。这样我就有两个妈妈了。”
伯娘乐不可支，咯咯笑着捏我的脸蛋。
陪伴的日子，不是每一天都有糖，但我乐意待在伯娘的身边。伯娘永远都是笑着的，酒窝饱满，像开在春天里的花儿，温柔灿烂，教人看了就快活。
（二）
可是伯父不喜欢我。
和村里很多男人一样，伯父也出去外面打工了。不一样的是，他隔一两个月就回家呆上一两个星期，不出门，整天喝酒睡觉。
伯父看到我，就睁圆了眼瞪我。他也不喜欢奶奶，一回来就和奶奶吵架。他也不喜欢我的父母，经常碎碎念地咒骂。总之，他不喜欢很多人。
我也不喜欢伯父，他一回来就爱骂伯娘。做菜咸了骂，淡了也骂，开水凉了骂，烫了也骂。但从来没有听过伯娘回过嘴。
伯父在家的时候，奶奶就不许我去见伯娘了。我掰着手指头算，盼着他快点走。
每次伯父走后，伯娘的身上都会有一些淤青，但她总是企图遮掩起来。铁蛋的妈妈说，这是被伯父打的。
“为什么伯父总爱打人骂人？”我问伯娘。
伯娘愣了，她没料到一个四岁的孩子会这么问，低头盯着手里的针线活好一会儿。
“伯父在外面做工，很辛苦，心里有气，不发出来会得病。”
她还是笑着。
“那快叫伯父去看医生，打个针就好啦。这样他就不会骂你打你了。”
听完，伯母笑得更大声了，笑出了很多眼泪。
大概伯娘的心里是没有气的，因为我从没见过她和谁吵过架，她总是像水一样，温柔包容。
堂哥们吃零食吃得凶，伯娘耐不住他们闹，总会败下阵来，领着他们去村里小卖部。有一次，小堂哥闹得厉害，哭得在地上打滚。伯娘叹了口气，去了趟铁蛋家，回来时手上多了几张票子。
奶奶吵不过伯父，她把劲憋着，来闹伯娘。她想出气的时候，就发挥婆婆特有的洞察秋毫，总有办法鸡蛋里挑骨头。堂哥们玩耍把衣服勾破了小洞，或者身上哪儿擦破了皮，又或者和哪家的小孩子打架吃了亏。即使伯父和奶奶关系不好，即使奶奶刻薄刁难，伯娘还是默默地尽儿媳的本分，给奶奶挑水、拾柴、锄地。
伯娘的糖渐渐少了，从每天一颗到两三天一颗，有时候隔一个星期或半个月才会给我一颗糖，但我还是乐意陪着伯娘。伯娘的笑容就是糖，能甜人心。
我以为她的笑将永远盛开着，未料到却戛然枯萎。
（三）
夏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灿烂，明亮的阵势，像要驱赶尽所有的黑暗。
但黑暗总能找到角落藏身，比如泥屋墙边，比如奶奶家的米缸，比如伯娘家的杂物房。
天气异常的闷热，狗蛋家的土狗一大早就开始“呼噜呼噜”吐着舌头。空气静止了，花花草草也变成了木头人。
我一个人蹲在泥屋墙边玩沙子，没有去找伯娘玩，因为伯父回来了。
“吱呀”铁门开了，伯娘正送大堂哥去上学。
“路上小心。”我听到她温柔的叮咛。
伯娘发现了墙边的我，笑盈盈地走近。
“阿妹，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奶奶不让我去找你，我就自己在这里玩。”
伯娘像是猜到了什么，她沉默了片刻，突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糖。
“来，阿妹吃糖，吃了糖乖乖长大。”
伯娘摸了摸我的头，起身走回了铁门，黑长辫在她背后小幅度地摆着。
“吱呀”她关上门，扭头望着我笑。
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笑容散发出了白色的光芒。
但光芒很快便褪去，因为她走进了铁门后的阴暗。
那是伯娘最后一次给我糖。
第二天，铁门外围站了很多人。奶奶告诉我，伯娘死了。
关于伯娘的死，大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得了疾病暴毙，有的说是被大伯打死了。
我记得妈妈曾说过，一个人死了，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坐在石墩上，我哭了很久，比狗蛋把我的布娃娃撕成两半还伤心。
老家有个说法，小孩子看见棺材不吉利。所以，伯娘出丧时，我没能送她一程。那天，哀乐彻夜地响，我哭着睡着了，梦见了伯娘，她还是那个漂亮温柔的伯娘，梳着黑长辫，鹅蛋脸上盛开着两个甜酒窝。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笑眼看我，“阿妹，吃糖。”
不久之后，父母把我从奶奶家接走。刚离开老家的那段时间，我一吃糖就想起伯娘，鼻子一酸，嘴巴里的甜也变了味，于是我渐渐不爱吃糖了。
贫瘠的生活，伯娘的糖宛如沙漠里的甘露，滋润了我的童年。像所有传统的女人一样，她理解所有人的难处，把笑容和忍让包装成糖果缓解别人的苦，却没有人来体会她的苦和难。
注：此文为原创虚构短篇小说，作者華凉，首发于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