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至2016年，M2与名义GDP的比值从122.7%上升至208.3%，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内，M2的平均增速（16.2%）超过名义GDP的平均增速（12.9%）。
从货币中性的角度出发，成立M*V = P*Q，其中M为货币总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Q为交易量，因此等式的右边可用GDP来衡量，由此等式可变形为M/GDP=1/V，这意味着M2/GDP比值的上身是货币流通速度降低导致的。
货币流通速度在不断下降？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是相违背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支付方式的便捷，货币流通速度应当是不断提高的。这说明货币中性的假定并不适用。
从流动性偏好理论出发，可表达为：M2 = b*W，其中b为流动性偏好、W为社会总财富。在此模型中，如果流动性偏好维持某固定常数，在货币宽松的环境下（M2增加），人们更多地配置风险资产（eg.房地产），推升房价和社会总财富。这也可以解释货币“超发”没有导致一般商品价格（CPI）大幅提高。
从货币供应量的定义，M2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信贷扩张，因此M2/GDP这个指标可以配合杠杆率指标，反映全社会的债务风险问题。此前，中国处于金融压抑时期，随着90年代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信贷周期波动的力量开始增加；21世纪初，我国外汇占款持续流入，09年之前外汇占款与贷款对M2增长的贡献平分秋色。而全球金融危机后，外汇占款大幅放缓，信贷扩张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周期开始了。
在过去的近十年里，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量化宽松的方式，同时购买长期资产，使得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收缩，可以总结为“紧信用、松货币”；而中国却恰恰相反，采取了“宽信用、紧货币”的方式，推动了信用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从金融周期的视角来看，美国已开启加息周期，经济复苏带动信用的又一个扩张周期；而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杠杆率高（主要是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去杠杆等方式紧缩信用。由此可见，中美货币政策将会呈现较大的分别，中国开始走向“紧信用、松货币”，而美国则走向“宽信用、紧货币”。
就信用的价格——“利率”来说，存在三个“自然利率”的视角：一是以短期增长和通胀为指标的符合传统经济周期的自然利率；二是符合金融周期波动的自然利率；三是经济结构调整要求的自然利率。从13年以来，随着利率管制的逐渐放开、汇率逐渐向浮动汇率制方向靠拢，仅靠传统的“双轮驱动框架”来分析利率走势已有所不足，金融周期和经济结构将对利率走势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