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点半醒来，看到手机上的短信。午夜刚过就有生日祝福发过来，来自家人们。上午工作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专门开车到楼下送了生日礼物然后离开，而另一友人，在20公里以外摆下鲜花蛋糕，带着全家等我吃午餐。
小幸福中。
人总是需要这样的小幸福：被别人重视着，惦记着，尊重和爱戴着。对这些的需要里可以看出一个人，多多少少有点象个襁褓中的婴儿：“我”的需要就是世界存在的必要。仿佛一呼百应，自己才是世界的核心。谓之自恋也许恰如其分。而一个人就是靠着这种自恋，得以最初的生存机会。所以，自恋是本能，并不过分。
北大教授戴锦华说：我一生当中，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一直拒绝做两件事：一是自恋，二是悲情。所谓悲情就是你挺身抗暴的时候，以敌手的不义作为自己的正义。所谓自恋，就是你挺身抗暴的时候，你沉湎在一个想象中的巨大的镜像里，不断感知你作为英雄的悲壮和高尚。
这段话，击中了不知道多少人的软肋，包括我自己在内。回忆下自己走过的岁月，或许辉煌或许艰辛，但归根到底，是一个从自命不凡的小孩走向平庸宁静的中年的过程。曾经无数次自问：我如此认真努力，为何仍然平凡如斯？然后坐到自己对面就问：那你以为你要如何？一问一答间自己笑了。是啊，你要如何呢？
5岁时，第一次写出一段拼音加汉字的“文章”被褒奖，11岁时，第一次写了几行句子作为诗被夸赞，以为自己有写东西的天赋，直到有天，被我爸撕掉了几本贴着野花标本和明星照片的“诗集”。当时满心憎恨，如今满心感恩。我爸爸用这种忍住心痛撕裂自己的方式，警告了我的不务正业。
如今最遗憾的就是少年时代，记忆力惊人的年龄，都耗费在了文学中，尤其是荒废了太多时间在各种诗集软文中。16岁有了第一个家教老师，才第一次触及哲学。那时看来却晦涩难懂，马斯洛和康德，叔本华或者庄子，都不知所云。老师却不经意陪着我，切入了一个思考的世界。如今想来，如果把读软文的时间，用来读几部历史，看几本哲学，去拜见几位明师，学习系统思考的方法，该是多好的事情。可惜没有。
直到成年，被屡次提醒，才刻意约束自己的文风，能把事情说明白，就不用华丽的辞藻。更是不写所谓的诗。一个诗人自有他生存的土壤和时代，也有他的命运。文字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以优美和逻辑吸引人参悟到了世界的深邃，一方面，以其柔软可驾驭，为善于堆砌文字的人打造出独自的城堡，吸引得众人赞叹。为文和为人，向来是两回事。如果仅仅看到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甚至仅仅看到《我的彼得》，你不能相信如此绚丽的文字来自于一个怎样的负心汉，一个没有起码良知的父亲。这种顿悟用了很多年才明了，已经不经意错过太多不擅长或者不肯用文字表达的朋友，也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自己的文字堆里自顾自怜。
沉湎于文字，自有命运。从美学上来讲，寒塘鹤影、冷月残荷是怎样的禅意；长夜读史、散发独酌又是怎样的豪迈！可是一旦落实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却可笑而矫情，混不进人群，也做不成事情。这是多少以“文学青年”或“热血青年”形象终老于郁郁不得志的人常见的命运啊！父亲曾经用尽力气，挡住我向这种命运滑落。如今，不想辜负他，更不想辜负自己。最擅长的，可能也是最容易自我缠绕的。有意约束一段时间，自会改过来，其实也不难。愿自己之后下笔更质朴，更谦和平易。
自知多情。对人对事，常怀爱意，常常不忍。谢谢父母从未约束过这些。第一次忐忑不安地和他们商量是否可以把我的旧衣服送给一位穿开线裤子的同学时，他们相视而笑，说：我们的闺女长大了，懂得接济穷人了。为他们的鼓励而欣慰，此后干过若干令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带乞丐回家吃饺子；给陌生外地人带路；扶起街边摔倒的老人。甚至有一次，陪着一个离家出走的同学睡火车站。这些事情让他们又骄傲又担心。
长大了，每次恋爱都全身心投入，仿佛地老天荒，永不辜负；对朋友尽最大的心意，对人掏心掏肺地好。这样的做法本身没有什么，可是自己会起心起念，不时觉得委屈伤心。用了很久才明白，对人好本身没错，心有期待和评估才是问题。所以最伤人的是最近的关系，伤到每每想起都会流泪的田地，并非他人有问题，而是自己有问题。爱不是放债，难道希望放了高利贷回收什么吗？如此一想，当下破除无明。
人到了一定年龄，不是拿着所谓的“爱”去取悦于人，乞怜于人，更不是借着婚姻或者某种关系，依赖于人。婴儿的微笑和依恋，是求生本能，换来养育者的怜惜；成年人的依恋，却来自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内心隐痛、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这使得灵魂的互动交换成为了爱情保命的元素，终得正果。谓之门当户对似乎不妥，其实更像是人和人之间成长经历和心灵体验的辉映。说到底，不是一个阶层、不在一种维度中的人终究会累得放手。如是，就没有所谓的失恋。因为“爱别离”与“求不得”只是看起来辛苦，其实自有因果，反而规避了更大的痛苦，某种意义上说，是件好事情。从这个角度讲，爱上谁，离开谁，不过是棋逢对手，琴瑟知音。修炼好自己，爱好自己，比汲汲营营找一个“好”伴侣更重要。
5年前从某地回来，就学会了不当“好”人。直到今天，还有人以此为赞。每每听得，低头干咳，转移话题。社会声誉是一个火炉子，多少人就被架在炉子上烤了个外焦里嫩，半生不熟。当时谢绝了老友邓飞的采访，他试图在《凤凰周刊》上做个专题吸引公众对志愿者群体的关注，而我知道，一篇文字之后，一个人的心态就会被定格在某个角色中。但凡以某个角色被聚焦过的人，都被扣上了一个面具。所谓角色，包括盛名与职位，也包括身份和期望。多少人，扛着一个沉重的面具，不得不表现出善良和美好，忘了最初的自己。
多少人以“善良”为羽毛，炫于众人面前。人性如此：善良者爱善良者，不善良者更爱善良者。因为博弈中雄踞道德制高点总是占便宜的。由此衍生炫耀信仰、炫耀经历以及炫耀爱心的林林总总。有时是心怀不可告人目的的故意，有时，几乎出自本能，不为察觉。多少人在谈及自己的失败时归因于自己的“善良”，以品德作为能力的挡箭牌。每每成为社会的失意者，就祭出世外高人的“看破红尘”，仿佛与世无争，其实是争不过，打不赢。这是另一种悲情，比“怀才不遇”更可恶，比“英雄主义”更可悲。
人得学会承认自己的渺小，不仅站在哲学的高度和宇宙相比，而且要在每个细节看到自己由于智力、体力和努力不够而比不上别人的现实。什么时候学会不找借口，也不自我辩解，就找到了在这个社会上成功的捷径：除了尽最大努力，别无二法。
可惜在少年时代没有习得这样的感悟，偷了不少懒，找了不少借口，落得今日补课，承担该承担的辛苦。那也没有办法，总比一生过去才明白好些。希望自己从此以后，永不找借口，能临渊羡鱼，就立刻归而结网。能够把每年的成绩清零，不要任何头衔，永不当“专家”。唯有不受这种名相之累，才能时时想着如何做好眼前的事，而不空许未来。
人到了某个年龄，享受某种生活时，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中最根本的一点，是先让自己象个人一样活着：不断完善，不断反省，不断成长。这种趋于优秀的过程，是文明社会的人起码的义务。
最大的毛病，是最大的绊脚石。生命走向圆熟的过程，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不是背负了所有，到最后一刻才放下，而是边走边放，到最后才轻装前行。
藏人无论男女，年过40要修“破瓦”，为的是早早准备，好在最后一刻轻松解脱。当年我问师，希望自己也学习。他笑着摇摇头拒绝了，说我还年轻，路还太长。如今不小心，38岁了。时间真快。不知上天还给我留了多久？另一个38年，还是50年，或者，比我想象的更短更长？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生如逆旅，过客百代。在这做客的几十年中，希望自己当好一个客人。
不是为了更完美，而是为了更从容。
以此纪念自己38岁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