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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包里神秘的抽出一包芒果干，兴奋的在我头前扬了扬。我围绕着父亲奔奔跳跳，一把抓过芒果干，包装袋都顾不得撕，慌忙塞进嘴里，大肆嚼咬起来。
那一年，我八岁，父亲第一次离开家，去N城挖矿，半年后回来，给我带的就是那种用蓝白相间的包装袋，引诱的我口水直流的芒果干。彼时，村里的人大多都将自己的一辈子撂在了庄稼地上，春耕秋收，一天天，在田间地头与家里灶台之间往复。后来，村里渐渐有人开始在N城挖矿，每到年关，他们开始大包小包的扛着东西回家，大摇大摆的穿过屋前的小路，黑黢黢的脸上涂满夸张的笑容。
过了一年，村里头开始有“哔哔”叫的摩托车在田野里飞快的奔驰，一副蛮横骄傲的架势，引得村里人都挪到了晒谷场上，蠢蠢欲动的年轻人，一脸艳羡的引颈赞叹。父亲在那一年开春，开始坐不住了，收拾了几件衣衫，挎着个老旧的帆布袋，便被村里的大伯、叔叔们撺掇着去了N城。
村里人在N城打工，大多是靠挖煤、挖矿为生。习惯了在田里头使一把蛮力的男人们。下矿井、住工棚，虽是艰苦了些，但却比家里种地强得多了。每天从阴沉黯淡的矿井回来，摸摸一把数得发皱的钞票，心里倒踏实了很多。
父亲在那一年过年回家的时候，给家里人都添置了几套新衣衫，嘴角笑的合不拢嘴。一年下来的父亲，皮肤被晒得黑黝黝一片，眼睛凹陷，嘴唇脱皮脱的厉害。家里开始隐隐有些担忧。在第二年开春后的不久，一个噩耗传遍了村里，坳下的大伯，下矿井，遇到塌方事故，死了。顿时，村里开始被一股浓重的阴霾笼罩。遇难大伯家里整天哭天喊地，仿佛整个家都也随之塌陷了一般。村里的其他人也开始奔走相告，焦急的跑到圩上，给家里人去电话。
父亲在几天后，被奶奶催促着回来了。回来的父亲，后来便没有去过N城挖煤。但在九岁那年却成了我和父母们不断告别与离开的开端。
在N城打工的日子像是给我和父亲提前的一个漫长告别的信号。此后的日子，父亲和母亲开始在南方的几座城市漂泊，而我却在这些城市的出发地，漫长的盼着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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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在F城打工的时候，彼时，我寄居在外婆家，常常是两三年都难得见上一两面。那时，通讯落后，通个电话，需要辗转通报及等待。村里头的代销店有一部电话，父亲常常在一天前提前打电话到代销店，通知我们什么时候来等电话，那时候，打电话与等电话都是一场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父母亲常常趁着吃饭的间隙给我们打电话，每一次都像是一场战争似的，憋好一肚子的话，就被匆匆的几句问候和母亲无微不至的交代打断了，然后便是匆匆挂线的“嘟嘟”声。那时候，如果能够跟远方的父母一场漫长的通话，绝对是一件再奢侈不过的事了。
那时，打电话昂贵，母亲便开始在下班后，给我们写信。下班后，母亲拖着疲累的身躯，似乎还有无数说不完的话似的，每次我们收到信，都是厚厚的几张信纸，字迹歪歪扭扭。时常是搁笔后，又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在后面添上几句担忧。
收到母亲的信后，我常常一个人躲在外公的书桌边默默的抽泣。昏黄的灯火，照得字迹似乎都在摇曳。那些折叠的泛黄的信纸，被我一次次的藏在书底，看书看累的时候，便偷偷抽出来，在黑暗的夜里，微微的哭泣，等到外公回来睡觉的时候，又急忙忙的把信纸塞到桌底，轻轻的压着，揩干脸颊的泪水，暗红色的灯影，开始变得迷离而模糊。
记得，那时开始学习写信，我把给父母写的一封信写在了本子上。后来，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在公众下读那份信，就像是一场赤裸裸的曝光，对父母的思念被老师字正腔圆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揭开。座位上的我，掩着书，早已经泣不成声，讲台上的老师开始停顿，喉结开始哽咽。
在那个周末，我央求着外公去圩上，我们在路边的那间破败的邮局，寄出了给母亲写的那封信。后来，母亲说，她一直未收到那封信，那封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信，远涉关山万里，竟不知落向了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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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末，奶奶都要张罗着一大堆的东西，等着父母们过年回来吃。那时候，父母从遥远的广东回来，常常都要隔个两三年才回来。每次奶奶兴匆匆准备了大半年的腊货，最终都会给邻居家、或是姑姑家们送去一点，也当是了却这半年以来远方的期盼与思念。
那些年，父母亲回家过年，回来得迟，常常都在腊月二七、二八。每次风尘仆仆的下车归来，兴奋的我和姐姐便开始大包、小包的翻找，新年里漂亮的新衣裳，香甜黏糯的糖果，还有酥脆飘香的饼干。母亲便也迫不及待的给我们穿上衣服，仔细的打量一番，然后展颜笑眯眯的说，“哎呀，又长高了，明年又要买长一点的衣服了。”
腊月里的太阳暖哄哄的，忙碌了一整年的父母，开始搬些凳子，坐在院子里，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广东发生的事。我们偷偷溜进屋里，揣着几盒饼干，一边耐心的听着父母谈论外面的世界，一边又经不住手里饼干的诱惑……我们就这样坐在冬日暖煦的阳光里，忽然感觉时间开始慢了下来。
院子里的风轻轻得吹着架子上的腊货，香味缓缓飘来，阳光懒懒的漫过墙角，睡在墙角的老狗，蜷着腿，眯缝着眼，耷拉着头。父亲、母亲一言一语的说着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儿。仿佛所有漫长的离别和等待，瞬间缩短了时间，短的像被墙角切割的暖阳，细细碎碎，慢的像吹过树梢的风，稀稀落落，不停地来回打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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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送父母亲离开去广东，仍是那年开春的一个落雨天，开春后的雨，下的绵长细密，飘飘洒洒的蒙着一层薄薄的雾。那时父亲肩头挎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大袋子，鼓鼓的挡住了父亲的整个身体，另一只手提着一蛇皮袋的腊货，奶奶在父母亲出发前几天，就开始秘密的准备着。母亲背着个帆布包，蹒跚的跟在父亲边上，一手吃力的给父亲举着伞。
我跟在后头，缩着身体，眼前开始被一层浓浓的雾遮住，母亲追着父亲渐渐远去，在公交车上不停的回望着伫立在远处的我们。
再后来，我与父亲之间的等待与离别开始换了个方向。父亲开始送着我告别和离开。
2009年的那个秋季，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临行前，父亲给我买了几件新衣裳，一个大皮箱。母亲一直在唠叨着，叮嘱这，叮嘱那。那时我觉得自己像只快乐的小马驹。九月的广州火车站，闷热让空气浑浊起来，气味如游丝般漂浮过如织的旅客。候车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群在攒动。像一阵阵苍蝇在吸食一块巨大的腐肉，乱哄哄的在不停的蠕动。火车自东向西，黑夜与白天转折，醒来的时候，火车刚经过株洲。车窗外，天色微蒙的雾气，在窗户上像墨渍般印染开来。模糊的可以瞧见些梯田，陋屋。
这是父亲第一次送我离开时的样子。
那一年，我十八岁，跟父母亲这场漫长的离别与等待，整整持续了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