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的哲人智土、英雄豪杰，面对死亡的悲剧，莫不感叹嘘唏，从而研讨抗拒死亡之道，柏拉图甚至称哲学为“研究死的学问”。美国心理学鼻祖威廉·詹姆斯称死为潜伏于人各种幸福欢乐的虚饰之后的“深藏的蛀虫”。德国人类学家舍勒（M．Sheler）认为，所有的人，无论他承认与否，都必然对这“深藏的蛀虫”怀有某种确定的直觉。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认为，在人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懦弱和压抑感等后面，永远潜伏着对死亡的恐惧，其存在经得起严密推敲，没有谁的意识深层不藏有这种恐惧。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心理学家弗洛姆、人类学家奥托·兰克尔等，都认为死亡恐惧是普遍存在的，它决定了人的悖论本性和存在困境：人是生理性的肉体与自我意识（“符号性自我”）的矛盾对立统一体，这一悖论是人真正永恒的本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贝克尔（1924—1974）在其《对抗死亡》中力论：人的这种悖论存在，意味着人既是小小神祗，又是蛆虫口中食，既是具有神性的天使，又是排泄出臭秽之物、终归腐朽消失的兽类。如此痛苦的二元分裂，是人的精神所难以承受的。为了抗拒死亡，人们拚命创造各种文化，建设“神化工程”，以图从潜意识中抹去死亡的威胁和无力战胜死亡的事实。达观哲学、神教信仰、爱情、艺术、娱乐等，都具有弗洛伊德所说“移情”手段的性质，是转移死亡恐惧、对抗死亡的防御机制。实际上，对死亡之事实而言，它们终归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手段，具有精神鸦片的性质，不可能从客观上令人真正摆脱死亡结局，获得永生。这无疑是深彻人性之谈，与佛法的生死观颇多共同点。
的确，那种掩饰死亡痛苦的达观哲学，显然浪漫不实。如西哲伊壁鸠鲁说人未死时死尚未到，曷用怕死，及死到来时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何苦痛?若如其言，则一切大事，皆无须早作预备，而死时什么也不知道，纯属无根据之想象，经不起事实验证。如此对待死亡，实属自欺欺人。又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在教人注重现前生活，不必考虑力不可及的死亡之事，这也不过是无力战胜死亡的妥协之词。儒家面对死亡威胁，倡立德立言立行，以期身死而精神思想不死，较卑者则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能否真的死而不亡，仍大可怀疑。思想、精神、德行、作品，纵使长留人间，亦须依别人、人间社会而存，而别人、人间社会乃至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乃至宇宙，皆为无常之物，皮若不存，毛将焉附？庄子谓人死“反入于几”，与“万物一府”，看来虽然达观，骨子里实掩藏着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悲哀。至于常人出于种类延续的动物性欲望，将不死的需求寄托于子孙后代之繁衍不断者，更为愚痴。子孙后代，各有其独立人格，各有生死，纵使能延续万代，也丝毫不能说明自身战胜了死亡。
总之，无论怎样以达观哲学自慰，用移情手段遮掩，其实都是不敢正视死亡悲剧，不敢真正解决死亡问题以满足人本性求生求乐欲望的表现。对于人这种万物之灵而言，以如此态度对待人生根本问题，未免过于软弱卑怯，未免过于自轻自贱！
佛教的态度则与此颇为不同：首先敢于正视死等人生诸苦，毫不掩饰遮盖，而把人生缺陷与根本问题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认清其可悲，然后研求根本解决之道。
由佛法观，人生固然以死为最大痛苦，然死依生而有，有生必有死，欲解决死的问题，必先解决生的问题。生死，于是被佛法突出为人生的根本问题。强调“生死事大”，人本性中对涅槃的需求与现实生死之苦，乃佛法所揭示的人生根本矛盾或人存在的悖论。“了生死”，从而被佛法列为中心课题。此所谓“了”，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了彻，谓穷彻生死的因果、实质，掌握超生脱死之道；二是了结，谓永远结束、消灭生死之苦。
在佛陀慧眼观来，人生之悲剧，不仅在于现前八苦交攻，更在于死亡并非苦的终结，而是有死还必有生，死后必为生前所造业力所缚，轮转于六道中，永无止息，若再生于人中倒罢了，而人却极易堕入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失去了再做人的资格，其苦痛较之于人，更是不堪言喻。这种生死流转，是更大的苦。佛法因此决志了却生死流转，认为生死流转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随生死而有的诸苦，即使有可能通过移情手段减轻，终不可能消灭，生死不了，一切诸苦，会永远没完没了。反之，生死若了，则一切皆了。犹如伐毒树，若断其根，枝叶永尽，若不断根而唯在枝叶上砍削，旋砍旋生，永无除期。不把解决人生根本问题列为大课题，只知解决小问题、枝末问题以求妥协苟安，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小问题也未必能解决得好。
若就人生之全面而言，佛法亦不否认人生有乐，说人生基本上是苦乐间半。无容否认，人有极为丰富的乐趣：有饮食男女之乐、天伦之乐、情爱之乐、友情之乐、游戏娱乐之乐、工作劳动之乐、艺术欣赏及艺术创作之乐、事业成功之乐、求知学习之乐、道德修养之乐……，其乐之丰富深细，远非动物可及。但佛法认为这些乐无不依一定的条件而生，《瑜伽师地论》卷五名之为“非圣财所生乐”，说非圣财所生乐须依适悦、滋长、清净、任持四种资具而生。既依缘生，则其乐必然相对、有限，“不遍所依”、“受用时有边有尽”，容易“为他劫夺”。
苦乐在生活中所占比重，因人因时地而异，据心理学家福楼格勒（Flugel）研究，当代西方人平均一生喜乐占50％，痛苦占22％，不苦不乐占28％。有的人苦要多得多，但苦纵极多，也总还有乐。
佛学认为，若作深一层观察，则非圣财所生乐，亦以苦为实质。何以故？一切乐受皆依缘生，皆无常变灭不可常住，与人常乐的本性需求相违故，此乐之当体，即是“行苦”。《杂阿含》卷十六第437经载佛言：
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行变易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
诸受皆苦，被列为小乘四法印之首。无常故苦，乃佛法苦谛之根本义趣。《长阿含·大本缘经》佛言：
因乐触故生乐受，若乐触灭，受亦俱灭。
乐缘既灭，乐亦随灭，必生“坏苦”。世间之乐，莫不如此，没有不散的宴席，席散人空，乐极生悲，倍感凄凉。而且，就整个人生而言，有谁无苦?苦乐如形影不离，如《大般涅槃经》卷十三所言：
生死之中，实有乐受，菩萨摩诃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是故说言一切皆苦。
依佛法真谛，人生之苦，更在于无我。所谓乐，以能受乐的主体自我为本。人所认为的自我，无非我的身心、社会身份、个性等，由满足此“我”之需要，乃生乐受。如饥渴时得甘美饮食，便觉爽快，寂寞时遇知音，便觉悦愉。然此所认能受乐之我，乃五蕴和集，假名为我，而念念变易无常，无一常住真我实受苦乐。能受乐的主体既如此，所受之乐亦如是，亦无常变灭，不属我有，非即是我。《长阿含·大本缘经》佛说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皆“有为无常，从因缘生，尽法灭法，为朽坏法，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又云：
若乐受是我者，乐受灭时，则有二我，此则为过。
苦受亦如是，念念灭故，非常住真我。无论苦乐，皆非我而属因缘故，不得自在真常，故实质是苦。《大般涅槃经·一切大众问品》谓“一切属他，则名为苦”。
佛法盛谈人生诸苦，唱“有生皆苦”，乃至说乐亦是苦，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否定人生价值、悲观厌世之嫌。未能吃透佛法真精神的西哲尼采，取佛法糟粕，说人最好快点死去，以离开痛苦的尘世而归于寂灭，这实在是对佛法的片面曲解，正是佛所谓“饮乳成毒”者。实则佛法力说苦，只是针对世俗文化掩饰人生缺陷的破执之谈，旨在发聩震聋，唤起世人对人生现实、人生根本问题的正视，有了正视，才谈得上解决。
佛法认为，苦，仅是对迷昧人生而言，若觉知是苦，深观诸苦而发起超出生死的“出离心”，则人生诸苦，未必不是一件幸运事。若无苦纯乐，一如诸天，人便难以发起出离心；若众生无苦，则菩萨难以兴慈运悲而发尽度众生皆共成佛的菩提心。《起世经》中佛言：有三天使住于世间：老、病，死，它们应看做天神为警策世人发心求道、升华生命而派来的使者，应奉为师长。就此而言，人生诸苦，只要换一个正觉态度，便变成了珍贵之物，成为培养菩提觉花的肥料。对真正学佛者来说，人生无苦，反为缺憾。元代妙叶大师“十大碍行”谓“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乃生，贪欲生必破戒败道”；“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以病苦为良药，以患难为解脱，才是佛弟子对待苦难的精神。日本学者木村泰贤《大乘佛教思想论》说：
苦对于我们成为征服的对象时，便发挥其伟大的道德价值。反之，任己被苦征服，人生便可谓无价值的存在，这即是佛教的根本精神。
当然，欲征服苦，必先承认、正视苦，若连承认都不敢，谈何征服？
而且，佛法说苦，乃证得涅槃之乐的圣者从其大悲心中观照世人而说，言人生苦，是与涅槃真常之乐相比较而言。何况说苦，只是佛法世俗谛之一面，若从另一面真实谛观，苦生灭无常、无自实体故，当体是空。《摩诃般若经》卷一谓“知苦不生，是名苦谛”。知无苦可灭，才是苦谛的究竟实义。
真正学佛人，纵然身受众苦，乃至为济度众生而主动受苦，因证得苦性本空故，亦甘之如饴，不改其常乐。纵死期到来，因自见去处故，亦视死如归，毫无畏惧。这较世间英雄豪杰之壮烈而死，更为洒脱自在。
（原载《法音》1990年3－4期）
摘自：≪佛法正道论 ≫陈兵教授
五、佛教人生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