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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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王超、林涛生活的这里还只是个小村镇。那时王超的名气有点响，但也仅仅局限于我和我的同龄人，如今知道的一定很少，因为有太多的人离开了这里，也有太多的陌生人来到这里，离开的很难回来，回来的也许只是中转。

我们三个属于从幼儿园开始的差等生，差到人生履历上没有一句值得加粗的。王超虽然小我和林涛一岁，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谁更有力气，也就是谁打起仗来更狠。长期以来，我们都跟着王超混，遇到麻烦事，也都是王超出头教育对方一顿，因为他经历了太多血雨腥风的打架，他喜欢总带着一把刀，他坦言，带着刀会让他“有安全感”。那时的林涛还是那个习惯用袖口擦鼻涕的小孩，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看见他那个因反复擦过鼻涕而发亮发硬的袖口。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几条铁路贯穿而过，近几年小镇行政级别逐年升级，先是由镇变成了街道，现在成了开发区，大拆大建开始了，甚至人们穿着和语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此时，林涛正在拆迁工地，接过身后递过来的扩音喇叭，大声叫嚷着要赶工期。有人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擦了擦鼻子后把纸巾扔在了脚下。

我坐在这里，看着新的高楼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开阔的视野逐渐缩窄，楼宇间只留下一个个狭小的缝隙。每当有火车经过，我的心还是会颤抖，那哐当哐当的声音直接敲打着我的内心，我始终忘不了二十年前王超被火车带走时那绝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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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一次行动那年，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头发上下功夫了，但仅仅限于涂点摩丝诸如此类，没有人染发，染发是后来的事情，等染发流行的时候，我们都长大了。午饭后我和林涛在村道上碰头，来到王超家窗外叫他的时候看见他正在往头发上猛抹着摩丝，头发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会走路那天，我们就喜欢偷东西，夏天偷过地里的西瓜和黄瓜，冬天偷晾在屋檐下的咸鱼，有一次，我们把停在某村“大队”院里的拖拉机的一个仪表盘给拆了下来，这个仪表盘一直藏在我们家床下。

那天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某种习惯，我们沿着墙根走，墙根下或许存在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比如我偷到了一块铁板，林涛拎走了一袋土豆。我们走进了一户院子，院子里有人在墙根下的阴凉处睡觉，肚子随着呼吸节律一起一伏。我们刚要偷偷进屋，我的脖子一热，像滴了几滴温水，我本能地用手抹了一下，原来是几只停在电线上的麻雀的排泄物，麻雀扑腾两下翅膀飞走了，只留下一根孤零零的电线绕过大树，穿过门房，通向广袤的田野中，田野中整齐地竖着几根木质的电线杆，电线杆下有几段铁轨。

那铁轨打我记事起就在那里，似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衡线通向远方。每天都有几趟火车经过小镇上的车站，有的停几分钟，有时停个把小时，车站只有一个平房，房顶都长出了茅草，从窗户上伸出来煤炉的排烟筒一年四季都在那，像锈住了一样，墙壁被熏得漆黑，其实整个墙壁都是黑不溜秋的，只是有烟道的地方更黑而已。小站的旅客很少，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他们整天晃晃悠悠的，也不知在干啥。

“去火车上看看”确实是我提出来的，那时我第一次有了这个主意，趁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爬一次火车，看看火车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火车小站的那扇紧闭的大门如同虚设，已经快要散架了，我们轻而易举地钻到了站内。有个带袖章的女人坐在那像木头桩子一样，还有个胖女人正织着毛衣，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皱了皱眉头，又低下了头。

一辆绿皮火车从北面徐徐而来，渐渐停稳后，残阳的余晖照在乘客脸上，有人正用手挡着阳光。最后一节车厢外有个小平台，平台外有铁栅栏环绕，我们就从那里翻上了火车。那一节车厢内并没有乘客，只是一些杂物无序地堆放在一起，似乎每样东西都附着着一段时光，空气中充斥着泔水桶的味道。走到车厢链接处，透过门上的玻璃向前看去，前面有些乘客，只是门锁着，过不去。我们把一捆铁丝扔了下去，这捆铁丝完全可以满足做弹弓、弓箭的少年需求。

就在我们要下火车的时候，隐约感觉到火车已经开动了，我和林涛相继迅速翻过铁栅栏跳了下去。王超把一条腿迈了过去，半个身子也已经到了栅栏外，只剩下把另一条腿抽过然后一跳，可越来越快的速度让他又退了回去，站在火车上满眼绝望地望着我们，我拼了命地向火车招手，追着火车跑，王超却僵在了那里。“快点跳下来啊”我有点声嘶力竭，有人确实从火车窗户里探头看了眼我们，很快又把头缩了回去。火车的速度让王超手足无措，那绿色的车体伴随着哐当哐的的声音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我和林涛面面相觑，没说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突然往家中跑去，林涛却把我拦住了：“你要干什么。”

“赶快回家告诉大人啊！”我的声音已经在颤抖了。

“这事不能说，咱们偷了火车上的东西，是要去坐牢的。”林涛警告我：“再说了，去火车上也是你提出来的，你是主犯。”

我很害怕，浑身已经湿透，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味道。此时林涛的鼻涕已经流到了嘴边，他使劲吸了吸鼻涕，又用袖口擦了擦。

第二天一早，林涛找到了我，告诉我王超爸爸开始找王超了，已经问过他了，问他见没见过王超，林涛再次警告我什么也不能说，不然我俩会被“小分队”抓走。我听到“小分队”就害怕，那是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不同于公安局，但是也负责社会治安，会抓人，会用电棍电人。林涛告诉我，王超不会回来了，只要我们俩不说，没人知道。

当王超爸爸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内心很纠结，我不知道说出了真相是不是王超就可以回来，王超现在在哪？可是我没说，坚定地摇了摇头说没看到，真相几次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那天下午，王超的爸爸到镇派出所报案，警察们接到报案也赶到了这里，但是他们未作任何处理，走了。王超爸爸多次到派出所询问，警察始终强调让他回家等，一有消息会马上通知他，然后话锋一转，诉起苦来，表示人手少经费又紧张。

王超就这样从我们身边消失了，父母关上家门，把嘴巴贴近了我的耳朵：“有人看见王超不见的那天跟你在一起，你说实话，到底知不知道他去哪了？”父母说话的声音极小，仿佛只是嘴唇一张一合带出来的动静而不是从喉咙发出来的。

我还是摇了摇头。那一年我和林涛十四岁，王超十三岁，那时的心就像一张白纸，往上面画什么就是什么，并且不易涂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