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猜错，当你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意味着你也在重新理解和思考“工作”。
受疫情影响，当下的情况是：部分企业远程复工，部分企业尚未复工，只有极少数特殊企业是线下复工。这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被疫情困住在家的这段日子将会超过一个月。
那我再猜测一下，相信很多人在这段日子里，应该会先后经历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在1月20几号刚放假的时候，我们心里的OS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趁着假期好好放松一下，不错哦；也可能也有少数“进步人士”想的是，刚好可以趁假期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看看明年的职业发展是否做一个调整。
然后禁止户外、聚会活动的管制到来之后，放松娱乐的范围被限定在厨房——客厅——卫生间——卧室，我们放松的愿望受到“打击”，不过还好，刷剧、游戏、网上棋牌还是可以作为可以接受的替代的。
可是，这些娱乐活动有个特征，一旦在某一天或者连续几天不断重复的情况下，它的“情感收益”（我在“玩出病”那篇文章里提到玩乐也是有收益需求的，主要就是“情感收益”）会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
因为这些事情容易进入“自动滑梯”模式，我们特别容易“滑”出五六个小时还不自觉，但我们固定某个姿势造成的身体负担、眼睛的难受和刺激的麻木，直到最后出现“负收益”——身体发胖了、疲倦了，精神空虚了、萎靡了......如果用一个旁观者视角来看这些，你会发现这哪里是在玩嘛，根本就是做苦役！
因为疫情的持续延迟了我们的复工时间，相信大多数人“自愿”或者“被迫”体验过这种玩乐负收益状态。
随着享受假期”的感觉慢慢消逝，我们也对低效率“情感收益”的玩乐活动生出了许多厌倦，觉得总归是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才好。于是我们分出了许多时间来学习，要么自己看书，要么听网课。
这样三五天之后，随着复工时间再一次被延期（2月10日也不能复工）或者部分地在线复工（也几乎会有一半时间是自主的），我们对学习这件事情也似乎有点“厌倦了”。
不过这里的原因大概有几种：
有的是纯粹看、听这样的单向、表层学习而无进一步动作，因为这种方式跟刷剧很像，但又比刷剧枯燥很多，一方面这种形式让很多人难以坚持，一方面发现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掌握知识、增进能力，其实是有着隐隐的“无价值感”。
如果是读书之后写读书笔记并分享出去，或者跟人交流，这个学习乐趣和效果会加深一层，同时对自己多一层压力和挑战；再有就是参加训练营式样地学习，因为有氛围、有互动，有被动地日程安排，这个学习的效果和价值感会强很多，对学习的厌倦感不会那么快地来到。
毕竟，即便停工一个月、两个月对我们大部分人的经济生活影响不大，但我们作为社会化的成年人，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也需要得到“拯救”，而得到“拯救”的办法也几乎是唯一的，那就是：尽早进入工作，至少是“工作状态”。
在这个时候，一个深植于我们内心的诉求便显化了：我们存在于世，在贡献什么样的价值呢？其实，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它，其实关于“存在价值”的诘问一直都在我们心里。
哲学上有一个存在主义哲学派别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而随着我们的年龄越大越会向自己问出这个问题，并希望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与此同时，成年人的诸多烦恼归根结底都可以抽象到这一层。
而回答“存在价值”的普世答案就是“工作”，只是在我们已经处于工作状态的时候不一定会注意到它，而在长达一个月被“剥夺”工作的时间里，它才显性地成为了我们干涸心灵的呼唤。
基于职业生涯规划、自我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以及我个人的体会，我有一个概念，把工作对我们的价值归为三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为了生存的工作。
当然，生存也有生存的不同标准，最低标准是自己靠工作可以满足自己的一日三餐和基本住行吧。说不清是目的决定了体验，还是感受决定了结果，也就是因为这个不得已的价值和需求，所以在这个层级上，它给我们的心理感受跟“劳役”差不多。
想想我们大部分人从大学里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像没有给你足够适应社会的训练（我们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不够），甚至都没有“说明书”，就把你放逐到“荒野”，开启“荒野求生”模式。
而在此之前，我们从心理和经济上都很依赖家庭，突然这一切都要自己负责了；前一秒是“孩子”的身份，而一毕业你就要被当做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在中国这个人情式社会，我们对成年人社会的很多常识都不知道；
前一秒我们还是学生，而从找工作开始，我们就要算自己值多少钱了，而我们对商业常识和职场常识也都是蒙圈的状态。
这个难受的适应期因人而异，一般三年以内，只是有几种例外：有少数在大学里积极实践、拥抱变化的人或许适应得早一些，平滑度过；也有少数畏缩不前的，比如毕业之后连续数年不停考公（至少公务员显得不像做苦役）；也有人以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由拒绝做能做的很多工作，或者啃老不出，继续着之前的生存模式。
因为情有可原的状况而获得的消极心态，以及捉襟见肘的新手状态，我们的前几次找到的工作一般都不尽人意，所以也会朝秦暮楚，能坚持半年不换工作就不错了。
在人生第一个工作时间段里，很多这个阶段的人，心里面大概会有一个明知无厘头但还是会想的OS是：工作太难受了，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第二个层级，工作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感。
也不知道是“苦役”做久了就习惯了，还是工作毕竟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应的收益，甚至开始超过基本生存所需之外脱离“月光族”，以及在工作中我们获得了来自客户、同事和领导的认可，我们开始发生心态转变，我们不再有“被迫感”，或者觉得别无选择。
因为切实感受到了或者看到了工作做得好的巨大收益，而且不只是薪资收益，我们会更加积极主动去参与这个游戏，关注“升职加薪”：心里总想着可以做别人的leader，或者在专业上“高人一等”。
因为这代表着“我很行”——至少比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人要行。甚至如果薪水只要不比当前差，我们更关注升职——哪怕做的事情、承担的责任会更多。
有时候，这种心态会驱使我们想要去到一个热门或者比较有好评的行业和职位，让我们感到属于这个行业里的人就倍感殊荣，比如之前的“互联网”，现在的“人工智能”，或者一些更容易感受到尊重的职业。
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内在需求是找到职业认同感，简单说就是“身份感”。“饱暖思虚欲”我们很在意当我们说出自己职业或者在被人介绍的时候，别人下意识对我们职业头衔的反应——行走江湖嘛，有时候虚的比实的还重要。
从90%的情况来看，我其实是对这种心理持正面态度的，因为有好的“身份感”的职业意味着很多东西：它意味着从事高价值岗位，本身就意味着发展前景；它体现了一个组织的集体的认可，也因为这种荣誉感而促进工作效能（太多了也会造成骄狂）；
身份和角色是自我的一种面向象征，好的身份可以促进我们结交优质的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而更容易超过个人能力进入到资源层面的竞争（获得资源也是一种高级能力）。
尤其是最后这一点，可以说在人生的超过一半时间里（比如25岁-65岁），我们的职业身份定义了我们的主要方面。
就像上面提到的，自我有很多个面向，一个角色就是一个面向，但职业角色总会让我们自己也让别人看中，它绝大多数时候是超过子女、父母、爱人、社团等身份角色的。
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工作决定着我们的“存在价值”。
“身份感”是自我的代表，也是自我的一层防护，但“身份感”也有个bug，就是它毕竟和真正的自我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身份感这个东西以他人认可优先，它不保证也是我们内在认同的，如果只是一味追逐这个身份感，最终我们会迷失。
很多人会停留在第二个层次里说的“身份感”很长时间，但希望以真实自我面对这个世界的人（自我实现需求）不会止步，它们更希望主动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更大的“存在价值”。
这个更大的存在价值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发挥着什么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它又让我们为之振奋鼓舞？“极其重要”和“振奋鼓舞”缺一不可，前者让我们感觉到被这个世界所需要，后者让我们因为做这件事情而幸福。
如果用最简单地话来说，就是“使命感”三个字。带着“使命感”而实现了自己的“使命”的人，通常也叫做“做自己”。
所以2019年才很流行一句话，“最好的英雄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活一生”；而它在我们职业生涯的日常印证，也是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觉得“爱干、能干、值得干”。
只是实际上，无论是由于我们迷恋且迷失于第二个层次的“身份感”，还是找到和实现自己的“使命感”都很不容易。无论是从职业生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还是古话里的“三十而立”，立的就是人生的使命，一世为人的存在价值。
就像老天（或者上帝）给我们玩的一个捉迷藏游戏——真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存在价值的滋滋求索是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候的既有命题，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很难想到这个命题，而是在有意无意地追逐其它目标，抑或是为了这场持续我们后半生的追逐做操练和准备。
反观之，当下我们对工作和职业的理解和界定，也意味着我们的“内职业生涯”发展到了什么层次，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比外在的财富、名利与地位（从外职业生涯的角度我们也需要这些），更加决定了精神层面的我们长到了多高，以及深层持久的幸福感。
也同样的是老天的“玩笑”，一场疫情把我们锁定在了特定的时空里，让我们有机会剥去外在的、臆想的部分，借着脱离工作的“辟谷”状态，让我们从最深彻地角度理解了工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想，下一篇或许我该说一说，如何在工工作之外，从玩乐、学习里找到“工作状态”，获得类似工作里才收获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