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同事A每次都点一样的菜。 然后出现了一段餐桌上经常能听到的对话：A可真是专一呀。并且总有人会说：A将来如果娶了媳妇，一定不会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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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A解释说：点未知的菜对我而言风险太大。如果点到的菜不好吃，是我非常讨厌的结果。所以其实，A只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人，和专一没有半毛钱关系。

近距离归因

马奇在《决策是如何产生的》里提到

个体认为大多数时候都可以在结果的周围找到原因。他们根据时间和空间上的相邻性把行动和结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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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不仅指时空距离，还可以指性状的相似性等。

上文提到的例子就是一个近距离归因的例子。看到A经常点一个菜，想到一个很相似的品质“专一”。但“专一”只是对A的行为的描述，并不是一个解释，或归因。

艾滋病早期被命名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gay related immune disease， GRID）。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艾滋病AIDS）相比，早期的命名也体现了近距离归因的错误。

马奇还说到

临近的结果与较远的原因之间常有一系列互相临近的因果链。

癌症治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近距离归因到远距离归因的历史。一开始人们认为致癌物质诱使基因突变，到后来发现原癌基因的存在，再到认识到癌基因激活有多种方式，最后发现除了癌基因激活，肿瘤抑制基因同时失活才是真正原因。其中一些重大进展并不是由肿瘤学家发现，而是由遗传学等其他学科发现。这也说明熟悉领域更容易在结果附近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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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经济学领域的例子。某些商品物价飞涨时，政府管制价格，也是一种近距离归因。它认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由价格造成。而实际上价格和通胀真正的原因存在远距离的因果链。周其仁在《货币的教训》里认为

借贷权、投资眼光以及供给障碍的集中分布，决定了某些物价的急速鼓包。

那么我们怎么避免近距离归因错误呢？首先思考我们的归因是否只是对结果、行为的再次描述，还是真正揭示了原因？其次可以多问几个为什么，思考在所认为的原因和真实原因间是否还可能存在因果链。

相关关系的错误认识

做产品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建议：B公司做了个C业务，很火啊，我们也做一个吧。建议者信心满满，而真的做了，常常困难重重不尽如人意。

建议者们得出的“做C业务就必然成功”的结论往往是由于对相关关系的错误认识。我们往往看到一些C业务成功的例子，就认为做C业务一定能成功。事实上，要判断C业务和成功的关系，还需要了解做了C业务却没有成功、没做C业务也成功、没做C业务却失败的数据。

正如大多数人认为上帝满足祈祷者的愿望。而实际上要得出这个结论还需要关注祈祷有多少没有应验、有多少是没有祈祷却应验了、有多少是没有祈祷也没有应验。关于相关关系判断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考我的读书笔记决策的问题| 《决策与判断》。

放任自主心智

这块主要是讨论多人决策的场景。

斯坦诺维奇在《超越智商》里提出人的心智加工模式分为自主心智、算法心智和反省心智。

自主心智类似于进化的本能反应（如看到蛇会害怕），还包括内隐学习等（学会骑车，不思考就能骑）。启动自主心智时大脑处理快。算法心智和反省心智是意识的范畴。会对问题有意识加工，大脑处理慢。

作为产品经理，面对一个难题时，可能会听到各方的建议。而这时要警惕，其他人作为非责任承担者，他们的建议往往有放任自主心智的倾向。

早期我负责评论时，当时有很多人发垃圾广告，早期的运营人员配备少。面对汹涌的广告，大家都方了。纷纷提出了“酷刑”，例如注册实施审核制、封IP、绑定手机号才能评论等等。事实上，垃圾用户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些措施却会误伤很多正常用户。后来，我通过研究垃圾用户的特征，做了一些拦截措施，便极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当时美联储的许多官员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担心经济过热，要求美联储升息。而作为关键决策者的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持不需要改变政策方向，因为认为并没有出现高于改变目前政策的证据。那些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作为非责任承担者时，依然会倾向启动自主心智，放大严重性，放大恐惧。

当然，人们决策时会犯的错误还有很多。我只是挑了常见却隐蔽的几类。

最后，格林斯潘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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