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车给车钱，渡船给船钱，想蒙混过关，门儿也没有！”
大伯威严地站在船头，两只硕大的眼珠子骨碌碌在人群中转动，一缕银灰色的山羊胡子不停地在河口风中颤抖，大嘴一张，把一串冰凉梆硬的话砸在等船人的耳膜上。
“大伯，忙着那!”
我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乖巧地来到他的面前。
“哎呦，是我大侄女呀，学校放假啦？快上船吧，给伯伯一元钱就行了。”
大伯对我的态度极为亲切，但那“一元”却绝无半点诙谐，着实让我发懵。难道自己的亲大伯撑船过河也要钱吗？况且我在县里读书一年才回来几次啊！唉，大伯您真是掉钱眼儿里了。
前些年您给公家撑船，不徇私情，行！现在不是您自己承包了吗？挣钱明明归您自己，您这么做也太那个了……我的心里堵得要命，但嘴角尽量挂着微笑，极不情愿地把一元钱交到大伯手里。
“这叫什么党员？还老革命呢？乡里乡亲的，买头小猪、带个小羊也算计着收钱……”下了船，我听见人们在悄悄议论大伯，脸上火辣辣的，低着头向家里走去。
“大伯真是老糊涂了，什么也不念，只认钱”，回到家里，我把怨气一股脑撒到爸妈身上。
“也真是的，要说他大伯这些年钱也没少挣，可还是这么抠抠兮兮的，孩子一年才坐几回船啊，钱咋就那么好花？死了带进棺材呀！”妈妈站在了我的一边。
“别说跟咱孩子了，就是跟他自己儿女不也一样吗？上个月，小琴特意买了东西来给他过生日，他不但船钱照收，还说买东西干啥，你要是有孝心，就给爹扔点钱吧……唉，大哥咋这样！爸也非常不满。
是呀，大伯现在怎么变了呢？我记忆中的大伯可不是今天这副模样。
小时候，大伯在部队当兵。他每次回家，都给我带一大包的糖果，还给街坊邻居们带东西…记得有一年，我们村里的小学校遭了火灾，他第一个带头捐款；还把自己的津贴费一点点的积攒起来，买了作业本，千里迢迢的给村里的孩子寄回来。
那时候，我是多么敬佩自己的大伯啊！我曾暗下决心，长大要做个像大伯那样的人！可现在，哎……
“从前的大伯死了！” 我忿忿地吐出这几个字，就再也不想说任何话。
大伯真的要死了。当我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他正躺在炕上倒气，大伯得的是肺癌。爸妈及堂哥、堂姐要送他去住院，他舍不得钱，说啥也不去；劝急了，就用头撞墙。
大伯呀，您真是舍命不舍财呀！我的心里满是对大伯的可怜，但也不乏几分气愤。我想在场的其他人心里也一定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大伯“走”了，从容而坦然。尽管病魔已把他折磨的不成样子，但他的脸上一直洋溢着欣慰的笑容。
临“走”前，他没有牵肠挂肚的嘱托，而是平静地把一沓沓厚厚的人民币交到爸爸手里，一字一顿地说：“终于……攒够了……够修一座小小的桥了……人们不用坐船过河了……”
我默默望着大伯，泪水夺眶而出。这些钱在发达地区的大款手里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山区，大伯靠着惊人的毅力，一分一分地积攒起来，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大伯没有看见自己捐钱修建的桥，可我觉得大伯以及像他一样的人就是一座真正的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