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一个人愿不愿意结婚，想不想生孩子是个人自愿和隐私，可是如果是名人，就会因为一句和大众认知反差的言论及行为被无限放大后，成为很多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更因为其言行超出常人的认知范畴乃至“离经叛道”就会遭遇群起而攻之的口诛笔伐。

现年61岁的前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张宏民就因为独自坐在公园里吃冰棍的一段视频再度走红，很多不明所以的网友和不嫌事大的自媒体就借此定论其：晚景凄凉！

包括“60岁未婚，没有爱人，无儿无女……太失败了！”

“这么好的基因，不多繁殖，太可惜了。”

等等恶言恶语张口就来。

仿佛老年之际的张宏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因为“一根冰棍引发的凄凉”成为大众过度同情的对象，更有网络喷子搬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训诫他“在父母面前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

当国人站在道德制高点诋毁别人的时候，就如鲁迅所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而同样在近期发生的关于舞蹈家杨丽萍说“舞蹈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也遭遇了网络喷子“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的攻击。

这些攻击者惯于“用圣人的标准衡量别人，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摆出一副圣人的架势对别人的人生指指点点，

他们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红灯效应”——

人们不会在意一个人如何通过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而成功，只会恶意揣测成功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同时，也极易给与他们普通大众生活不一样的人贴上各种各样偏见的标签，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对不起！优秀的人从来都不想活成你认为的普通人的样子！

这种普通大众的群体特征就像是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当中的描述：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在个体辨别事件为紧急事件之后还面临着对于自己是否要承担责任的判断。在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人们的从众心理、社会比较心理以及多数人在场时的社会扩散理论都在悄然无声地影响着人们对于是否要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决定。

在人们判别为自己所遇见的是紧急事件，但是当有众多其他人在场时，个体心理就会认为这种救助其他人的责任感就会分散到在场的其他人身上。

所以在场的人越多，个体心里所承担的责任感就越小，甚至会有见死不救的情况产生。因为个体在群体中不明确到底是谁应该承担责任采取行动，所以产生相互依赖和推诿的现象。就像在学习中小组在一起完成作业时大家都不会主动去承担任务，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任务。”

运用到对于张宏民和杨丽萍的群嘲上，只能说明网络喷子们之所以可恨，就可恨在他们只会乱喷，而不负责，不在行动上做任何改变和努力。

同时，人们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就会成为标签所标定的人。

这有点像“雪花论”，可是那些用语言伤人甚至杀人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恨，他们反而觉得“谁让你活成了大多数人不喜欢的样子！活该你被喷！”

杨丽萍曾说：“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因为人生是自己的，我感觉我就是为舞蹈而来的，跳孔雀舞时，就像把一个美丽的生物融进到自己的身体，这完全就像怀孕一样，你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

结婚生子，生儿育女是每个人的权利，你有选择的权利，当然也有放弃的理由，还有国人意识中对于家庭观念的强烈归属都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到了合适的年龄就要恋爱、结婚、生子、养育孩子，哪怕恋爱被骗、婚姻不幸、孩子不听话，都要忍着，却从来不会关心陷入其中的人究竟是否幸福。

这也是如今各种压力和思想解放之下，很多大城市适龄青年不愿意恋爱结婚的根源，然而他们承受的压力和嘲讽却足以将他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哪怕结婚再离婚也要经历这个过程才觉得人生是圆满的。

可是，很多人却总是自己的熊孩子还没有教好以及自己的婚姻都是一塌糊涂，却总喜欢舔着脸去说三道四地说教别人家做人的大道理以及评头论足八卦别人的婚姻如何如何。

“不好意思，我没有活成你们认为的普通人的样子！但是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