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薪火相传
南迁遵义后的头两年，因为学院基本没有教学任务，许多教职工被派做其他工作，有的被派到临床做护理和勤杂工作，有的被叫到幼儿园做保育员，有的做清洁工、食堂炊事员，有的下放农场做农活、喂猪，等等。加之各种名目的批斗会，已经使人感到十分的疲惫、厌倦和反感。恢复招生，回归本职，是广大教职工盼望已久的事。因而当1972年决定招收第一批学员后，学院上下便立即行动起来。旧的教材不能使用，就编新教材，制定新的教学方案。因为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普遍偏低，文化层次参差不齐，于是又组织老师专门编写了中学程度的文化补习教材（生理教研室的梅懋华、公共卫生教研室的吴长林、病理教研室的钱振超、物理教研室的陈秀文、生物教研室的董谦、生化教研室的崔肇春、杨康成等老师都参与编写教材并先后给学员补习过语文、数学课）。后勤部门也积极整修教室、学生宿舍，组织物资供应，准备食堂后勤保障。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把封禁数年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刊物，整理入库上架，并开辟阅览室，为师生服务。
1972年5月30日，首批408名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报到。学员入学后，先接受半个月的入学教育，明白所谓“上、管、改”的意义（即：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主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简称“上、管、改”），接着是补习3个月的初中文化课，之后，才正式进入教学任务。
从1972年到1977年，遵义医学院共招收了五期工农兵学员，入学人数分别为：72级408人，73级298人，74级296人，75级330人，76级313人，五期共毕业1613名学员（因各种原因，有32人未获毕业）。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即76级，于1977年3月入学，1980年1月毕业。
虽然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在校学习期间教材也删减简化了，学制也缩短了，政治运动也占去了不少时间，但广大教师并没有轻怠，而是悉心讲解，诲人不倦。大多数学员也还是愿意读书学习的，他们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学习机会。有的学员在课外偷偷向老师请教，老师也暗中给学生讲授教材以外的知识。热爱读书学习的同学也充分利用图书馆阅览室的作用，查阅资料，补充课堂上所学知识的不足。故而在工农兵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成绩优秀者，有的在文革结束后考取了研究生，得到了深造。这些成绩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在其后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成了骨干力量，起了承先启后作用。
1973年，辽宁省出了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被树立为“反潮流”的英雄，接着全国推行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的经验，这对于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对师生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学计划也被打乱了。随后，学院先后在湄潭、凤岗、德江、思南、桐梓、习水、正安、金沙、仁怀等县建立农村基地，设立教学点，在各县医院设置50~80张床位供教学实习用。在附院、市医院、中医院和地区医院也设立城市教育基地。开门办学教学方式在某些方面于今天看来或许令人匪夷所思，比如当时在教学点上，安排有农村赤脚医师承担部分常见病的讲课任务，安排有赤脚医生和基层医疗人员参加医疗实践指导工作，还有学生互教等内容，而原有的教师除上部分课程外，主要是接受再教育。但不管怎样，因为有老师们坚持不懈地传道授业，还有绝大多数学员对知识的渴求，在教学实践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比如在73级的开门办学中，将病房当作课堂，上课时由管该病房的学员报告病史、体征，其他学员作补充。然后组织讨论，鉴别诊断和治疗措施，老师总结性讲课。通过这样的学习，多数学员掌握了常见病的诊治技能，在老师指导下，可以进行鞘膜积液、阑尾切除、疝修补等手术，并能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某些急腹症，还学会了多种基本操作和护理技术。
随着形势发展，由开门办学进而成立分院。在1975年7、8月间，成立了遵义医学院“印江分院”和“凤岗分院”。印江分院于当年招生136名学员，凤岗分院招生120名学员。两个分院的学制为一年，学员都是社来社去，不包分配。到1976年，因各地办分院风行，于是学院也继续筹建沿河县、湄潭县、思南县三所分院，原则上招收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进行培训，学制一年，社来社去，三县也投入了相应的人力物力，但后来接上级指示，新筹建的三所分院停办。1978年1月14日经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同意，“印江分院”和“凤岗分院”自1978年起停办。
总之，学院南迁遵义后，在文革后期这几年的教学工作中，培养毕业了三年制的工农兵大学生1613人，大多分配到县区一级的医疗部门，并且为基层培训了大量的赤脚医生、卫生员，对当时仍然缺医少药的贵州山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学院广大教职工功不可没。
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院校均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招生。随着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吸收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入党，评定和晋升了一批教学人员、医务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图书资料人员的技术职称，广大教职工焕发了朝气，遵义医学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医疗、科研秩序。
1978年4月初，77级356名新生进校。11月中旬，78级364名新生进校。同一年内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入学，这是文革后刚恢复高考时出现的特例，绝无仅有。77级只设立医疗系，从78级开始，增设了口腔系。77、78级，也许是大学教育史上最为独特的两个年级，不仅仅在于两个年级在同一年入学，更在于两个年级学生的来源都同样是那么广泛：有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也有回乡务农的农村知识青年，有工人、战士，也有干部、职员，有往届高中毕业生，也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也有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不过，不管来源如何，进入了大学校园，他们都是时代的骄子，因为这两个年级的学生是以极低的录取率从全国两千多万考生中筛选出来的。77、78级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有的相互间甚至悬殊到十五六岁，因为77、78级聚集了从1966年到1978年高中毕业生的代表（77级高考时高中在校生也就是应该于1978年毕业的学生可以报考），还有的虽然没有读过高中，甚至也没有读过初中，但是通过发愤图强地自学，参加高考而被录取，成为了时代骄子。有时我在想，77、78级同一年进校，同一年毕业，假如遵义医学院的77、78两个年级统一举行一次毕业××周年的庆典，或许会更有意思。
师生共同迈进“科学的春天”，其产生的效应就是校园内随处可见手不释卷的学子，树林中随处可闻朗朗的外文诵读声。老师们悉心教授，学生们刻苦努力。许多老师参加了文革后全国医学院校新教材的编写，如生理教研室梅懋华教授、病理教研室邓侠进教授、解剖教研室靳仕信教授……此乃谓：若得杏林春色好，薪火相传护朝朝。
这一年，药理教研室的張毅教授，生理教研室的梅懋华、孙云寿教授，病生教研室的魏文汉、钱振超教授，生化教研室的林均材教授，公卫教研室的夏元洵教授，内科教研室的叶文丘教授，为遵医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这一年，張毅教授已是76岁高龄，却一次招收5名研究生、4名进修生，他愿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为遵医培养更多的人才，他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一再告诫科学就是实事求是，鼓励青年教师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这一年，喜事连连。老师们长期坚持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78年，遵义医学院有四项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奖项目为：1、中西医治疗急腹症及肝胆管结石。2、动物实验多种生理机能传感器。3、炔雌醇对急性放射损伤的防治。4、肿节风注射液、片剂。
同时，有五项成果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获奖项目为：1、莪术抗癌作用及其原理的实验研究。2、615小鼠可移植性实体瘤模型。3、周期型马来丝虫—长爪砂鼠模型。4、泌尿系统结石的总攻疗法。5、《工业毒理学》（上、下册）。
在这同一年里，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首次应用自制的人工心脏瓣膜替换手术成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地位。
在教学安排方面，为了使学院的教学正常进行，学院党委专门召开会议作出了抓纲治校、全面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整顿学校一年计划等安排。学院还根据中央和贵州省委的指示精神，参照教育部关于编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意见，结合学院情况，制定了1978〜1985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奋斗目标，即：从现在起，用两年左右或稍多一点时间，从思想整顿、规章制度、人员编制、师资培养、仪器设备、基本建设等方面做好整顿和初步配套工作，争取在1980年前后初步建立起一个大体上能够适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教学、医疗、科研体系。从1980年开始，每年招生360名，到1985年在校生要达到2000名。五年内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学、医疗、科研体系，使学院的一些学科跨入全国先进医学院校行列，某些学科或某些领域争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学院作出了详尽的安排。由于实施了这一系列措施，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各年级的学习成绩总评逐年有所提升。78级在1983年参加卫生部组织的全国44所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统一考试中，以平均总分83.04的较好成绩，排列第18名，名列西南地区第1名。
1982年开始，为支援大连医学院复办，大批教师北调，遵义医学院出现师资危机，原订规划基本废除。1982年底到1983年初，学院从校外调进一批业务骨干充实教学、医疗第一线。并于1983年制定了建设教师队伍的总体规划，总的方针是：以派出去、请进来为主，院内培养为辅。
在77、78级分别招入新生356名和364名之后，79级入学297名，80级入学243名。因为在1981年已经决定了将有大批教师北调，面临师资锐减，故从81级开始，入学人数也就相应减少了：81级入学158名、82级入学129名、83级入学160名、84级入学159名、85级入学181名……
1985年，遵义医学院又制定了各级人才的培养规划，总的原则是：保证重点、兼顾全面，坚持在职培训为主（中青年教师直接到教学、科研、医疗第一线锻炼和培养）、院内培养为主，刻苦自学为主，进一步贯彻请进来、派出去的指导思想，采用综合培养方式：1、对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一是选拔考核，二是提出培养计划，通过教学、科研、进修和科技交流，使学科带头人得到提高，三是绝对保证培养费。2、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一是工作上压担子，在实际工作中提髙，二是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通过外出进修，院内举办各种迸修班提高业务理论水平，三是采取委托培养，参加全国性的进修学习班来提髙。3、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总原则是普及培养与定向培养相结合，办法是：一是立足实际工作锻炼，加强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训练；二是选拨代培研究生，为稳定师资队伍，对报考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委托代培，分配回校；三是为教师开设外语提高班，使青年教师的外语水平达到要求。对教学辅助人员和其他科技人员的培养，学院也制定了计划。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学院教师队伍质量逐年提高，教学和医疗质量也逐年好转。
五、北调
要叙述遵义医学院的历史，“北调”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北调，是指1982年前后，为支援大连医学院复办，南迁到遵义来的原大连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教职工回调大连。
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多倾向于否定，由于有着这样的舆论氛围，对于当初因为响应党中央号召，为了支援三线建设而南迁到遵义来的原大连医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包括学院管理层的领导干部）来说，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从而思乡之情愈发浓郁，迫切期望学院能回迁大连。
1977年2月28日，学院党委向上级呈交了《关于遵义医学院南迁所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学院南迁10年来教学质量下降，科学研究上不去，医疗水平受很大影响，技术力量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技术干部的培养受到很大的限制，要把学院办成为出人才、出成果的两个中心，迅速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有很大困难，甚至无法实现。学院领导曾多次到卫生部反映情况，要求归属卫生部领导或搬迁到办学条件较好的省市。
1978年，大连医学院经国务院批准得以恢复，并于1979年1月17日正式开院。这使得南迁到遵义来的原大连医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包括学院管理层的领导干部）回迁愿望更加强烈。1979年2月和3月，遵义医学院党委分别向国务院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递交请示报告，以“贵州并不缺医少药”、“遵义市太小，病人病种不多，不能办医学院”为理由，提出鉴于大连医学院复办，建议将老校重新合并以图较快恢复其原有的规模和质量，为赶上国内先进兄弟院校、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经反复函商辽宁、贵州两省人民政府，1980年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签发了（80）卫教字第63号文件《关于将遵义医学院部分人员调回大连医学院意见的复函》，提出：1、遵义医学院不宜搬迁。2、为了充实恢复的大连医学院，原随大连医学院搬迁至遵义的人员，可以部分调回大连医学院。3、设备不搬迁。4、今后，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仍应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互帮互助，共同提高。
在卫生部签发了（80）卫教字第63号文件后，1981年7月中旬，辽宁、贵州两省代表团在贵阳谈判，达成原大连医学院教职工百分之五十调回大连，百分之五十留遵义医学院的协议。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未纳入回调名单的部分教职工强烈不满，纷纷在学院行政教学大楼前贴出大字报以表达诉求，而在这之后，当时的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表态说“留者欢迎，走者欢送”，于是形成最后的结果是原大连医学院教职工的94%，计718人分期分批调回大连，其中，副教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126人（占总数的99%），讲师、主治医生213人（占总数的89%）。
占学院绝大部分的教学、医疗高级职称人员的调离，对于当时的遵义医学院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创伤，元气大失。但学院毕竟在遵义耕耘了十余年，学院的精神还在。老教授们还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培养了一批高师班学员，培养了77、78、79级以及其后的80、81级五年制的本科生，毕业后留校一部分人经进一步培养可补充师资力量的不足。虽然留下来的专家教授不多了，却依然在引领和参与着学校的发展历程。随着引进来、走出去、委托培养、在职培训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遵义医学院逐渐恢复元气，走出低谷，并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
对于原大连医学院的教职工，无论最后是北调离开遵义的，还是留下来继续投身于贵州的医药卫生教育事业的，贵州人民尤其是遵义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学院南迁到遵义时，有教授、副教授102人，比贵州省当时所有高校高级职称人数的总和101人还多1人，这雄厚的师资力量、超强的医疗水准，给了遵义人民以及贵州人民以极大的福惠。是他们给老区人民带来了优质的医疗服务，是他们改写了黔北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原大连医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响应党的号召，从生活丰沃的海滨城市大连举校南迁、举家南迁，来到当时尚属闭塞、落后的西南腹地的小山城遵义，不啻是一场壮举，是一腔情怀，是一种奉献。当年，他们南迁到遵义时，建设中的遵义医学院的基建尚未完工，分配给教职工的住房狭窄拥挤且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道路泥泞难行且有的宿舍楼前还未筑有像样的道路，自来水也不能正常供应。他们克服困难，筚路蓝缕，参与修筑道路、构筑建筑辅助设施，参与校园植树，从数里远的村寨肩担手提井水、山泉水以供生活及医疗所用，追忆其时情景，令人不尽感念。他们响应毛泽东主席“将医药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偏僻的山村巡回医疗、救死扶伤，不辞辛劳，足迹遍及黔北山水，也走进了贵州省其他地区的许多贫困山乡，追忆其时情景，令人不尽感念。有一些老教授，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忍受着屈辱，却满腔热忱地投入教学、医疗、科研，有的将生命的历程定格在了遵义，追思他们的功绩，令人不尽感念。
张毅，药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遵义医学院副院长。曾任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并贵州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并贵州分会名誉理事长。张毅教授是曾经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上尉军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61年7月在大连医学院第二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却因早年脱党的问题，而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文革初期，他被抄家、蹲牛棚、挨批斗。1969年5月，随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张毅作为 “牛鬼蛇神”被押送，来到遵义后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在校内公共浴室当清扫工人并负责浇灌校园中新栽种的树苗。即便是承担这种惩罚性的工作，张毅教授都是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完成，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1971年上半年, 张毅教授奉命参加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此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却与一批中青年奔赴农村巡回医疗，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其顽强意志，令人感动。1978年他已76岁高龄，却一次招收5名研究生、4名进修生。他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一再告诫科学就是实事求是，鼓励青年教师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在实践中提高。1980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恢复张毅同志的党籍，当组织上向他宣布这一决定时，张毅同志痛哭失声，满面泪水。此时，张毅教授已经身患癌症卧于病床，在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为之奋斗过的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关心两院的办学，关心人员的去留。弥留之际，他要求组织上将其遗体进行解剖，并将肿瘤做成标本，献给教学、医疗和科研。并嘱咐家人，遗体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连海域。1980年11月30日, 张毅教授逝世，他将生命定格在了遵义。追思张毅教授对科学事业、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追思其高风亮节的品格，令人不尽感念。
伍律，生物学家，二级教授。193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先后任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正大学和长春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47年任上海东南医学院解剖系教授，兼任兰州大学动物系副教授。1949年起历任大连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副教授、大连医学院生物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遵义医学院生物学教授、教研室主任，曾兼任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生物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其研究成果曾获1963年农业部科研成果奖、1980年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1981年全国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他从1957年起组织我国科技人员对著名的蛇岛进行了多次科学考查，对我国毒蛇的种类、分布及生态进行了研究。他所著的少儿科普读物《蛇岛的秘密》于1961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次再版，1980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在文革运动中，伍律教授受到冲击，被打成“特务”，还将他写的科普读物《蛇岛的秘密》拿来批判，因为书中写有“如果不事先知道，谁也想不到在这百花怒放、群鸟争鸣的树丛中，却处处暗藏着危机”这样一句话，被说成是含沙射影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即使遭遇厄运，他却依然保持着对科学事业的执着。1982年,在大批原大连医学院教职工北调之际,伍律教授依然牵挂着遵义医学院的生存与发展，虽然他的工作关系已调回大连,但于1983年却毅然决然地返回遵义，他以教研室、实验室为家,专注学术研究, 继续为遵义医学院的科研、教学操劳着。1983年12月2日,我国当代卓有成就的生物学家伍律教授由于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他将生命定格在了遵义。追思伍律教授对科学事业之执着追求、对学院之深情呵护，令人不尽感念。
陈荣殿，著名外科学家，二级教授。194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1945年在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进修麻醉学。解放前，历任湘雅医院医师、中央医院外科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院长。解放后历任大连医学院外科副教授、教授，遵义医学院副院长、院长。陈荣殿教授是国内最早进行脾、肾静脉吻合手术治疗脉高压的专家之一，以“一把刀”闻名全国。他发明的分流术用侧壁血管吻合含钳，受到国内同行赞许。他的“毕氏Ⅱ式空肠近端对大弯的胃空肠吻合术”这一成果是他对外科学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被高等学校教科书引用。陈荣殿教授在文革中曾蒙受不白之冤，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被诬陷为“杀人犯”,南迁遵义之前本来他是参加医疗队先行来到遵义进行巡回医疗的，却被强行揪回大连，关进“牛棚”，不仅被全院大会批斗，还被送交旅大市卫生系统当成典型，大会斗争，遭受毒打，受尽屈辱。陈荣殿教授坦然以对，始终保持正直不阿，胸怀坦荡，忘情于教学和医疗事业之中，并取得成就。1980年陈荣殿教授应中美医学会邀请，赴美参加第66届全美外科医师年会，在会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胃部分切除后输入袢空肠梗阻》。他先后参与《外科学》、《新急腹症学》等专著和教科书的编纂。陈荣殿教授常说“人民给我的本事，要舍得花在人民身上”，这是一位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富有强烈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当北调之时，他完全可以回调大连的，但是他却为了遵义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留了下来，矢志扎根于贵州遵义，为老区人民服务。陈荣殿教授不幸于1983年6月19日病逝，遵义医学院遵照他的遗愿，将其遗体在病理解剖过程拍制为电视录像教学片，部分遗体制作为示教标本，其余遗体火化后分别撒于贵州高原和东海之滨。陈荣殿教授生前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83年向党组织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不幸突然病逝，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陈荣殿教授将生命定格在了遵义。追思他严谨治学之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品，令人不尽感念。
南北情之系，血脉相依，割裂不断。山与海之恋，一曲缠绵，悠扬雄浑。有的老教授已经回调到大连了，但因为割舍不了对遵义医学院牵肠挂肚的那份深情，又选择了返回遵义。如余志豪教授、李名扬教授、华有德教授、崔瑞平教授、朱青教授。他们的回归，给遵义医学院走出困境增添了力量。
让历史记住这些姓名：
张毅、李昌甫、 叶兴杰、靳仕信、伍律、叶淑敏、吴襄、陈荣殿、梅懋华、邓侠进、余志豪、李名扬 、杜建业、周淑芳、徐五凤、朱逢春、敖定春、董阳达、黄汉兴、程广泽、王桂苓、毛裕芳、杨春明、朱延庆、王琍文、李万瑞、吴长林、赵彬彬、黄辰格、吴伯涛、钱振超、杨康成、崔丕业、王锡安、孙显明、王沛洪、钟豪礼、魏澄云、聂文清、方维刚、李绍裘、凌茂英、林茂樟、林均材、朱青、褚先秋、叶绪英、叶文丘、曹士宁 陈秀文、董谦、崔肇春、马怀珍、付国华、闻立荣 李长育、 宋光华、夏元勋、袁保和、郭珊珊、杨雅珍、董方立、高敬涛、裴德凯、梁国贞、崔兆春、王贞善、朱正美、孙云寿、白春育、王汝霁、裴德凯、高静涛、俞安清、叶文秋、叶绪英、吴汝舟、余定勋、陈维钧、徐振宽、高景恒、贺瑞林、周景元、马怀珍、孙云寿、林坤伟、庞懿、黄惠芬、左治、陈子为、张万胜、林肯，丁时培、柳侃、姚凤美、王世仁、洪圣芙、夏元洵、白易杰、林熙然、庞世真、王勋、程一翟、周彦文、祁志良、严德祥、顾俊明、付国华、于春先、林惠娴、闻立荣、高庆荫、宋光华、刘玉慧、赵香连、朱衍庆、庞宁、吴青刚、郭可懿、张善甲、张培泽、田丽娟、周体骏、刘国雄、屈璧珍、贺瑞麟、周群、冯震远……
（原大医南迁的教职工愿意在这里留下姓名的，请留言：）
致敬，曾经为遵义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出过力的人们！
致敬，曾经为遵义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拼搏过的人们！
六、新的征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沿海地区大发展，客观上忽视了内地建设，同时也出现了全盘否认三线建设的论调，原先因三线建设而内迁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回迁。据说，遵义医学院是唯一一所没有回迁的院校。但是，从1982年开始，占原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教职工人数94%计718人分期分批调回大连，无疑极大地削弱了遵义医学院的办学力量，甚至有人提出了“遵义医学院到底还能不能办下去”的问题，有人说以遵义目前的经济水平，大学是办不起来的，即使坚持办下去，也只能办出个医学专科学校。坚决留下来的以陈荣殿教授为首的二、三十名老教授却决心将遵义医学院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办好。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巡回医疗到过遵义地区的许多贫困山村，他们知道这些地方仍然缺医少药，他们知道需要有这样一所医学院校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为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从1982年到九十年代中期，是遵义医学院最为艰难的时期。为了把遵义医学院继续办下去，并且办好，学院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措施，先后与国内外的一些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聘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到学院讲学，同时派出大批青年人才留学、进修和进行学术交流，并从省内外引进一批高级职称人员，又在学院内部在职培养了一些师资力量。一个由博士、硕士等中青年专家教授为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的师资队伍逐渐形成并成长壮大，学院的办学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1995年12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式挂牌成为贵州省首家三甲医院。
1998年6月，建立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2010年9月，遵义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成为贵州省首家“三级口腔专科医院”。
2001年12月，遵义医学院与珠海市人民政府、金湾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建设珠海校区的协议书，2002年6月，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正式宣告成立，9月迎来第一批来自全国28个省、市、区的1000多名学生。
2008年10月，遵义医学院麻醉学专业被批准为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喻田教授的《麻醉药理学》课程荣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实现了贵州省高等医学院校国家级精品课程零的突破，使遵义医学院精品课程建设形成了从校级到省级、国家级的完整体系。
2009年8月，遵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陈玲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在结核病耐药机制领域的研究中识别出4种以前从未发现的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突变位点和类型，均与耐多药或多耐药结核分枝杆菌有关，系世界范围内首次发现，经美国基因库（GenBank）委员会确认后，正式为该4种新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突变注册了基因库号并同时向日本和欧洲基因库开放和共享。
2013年10月，遵义医学院在新蒲校区举行入住暨升旗仪式，新生报到并入住新蒲新校区。
2016年，遵义医学院成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并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成为国家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
时间到达2018年12月27日，遵义医学院正式更名为遵义医科大学。当我们键击遵义医科大学的官网，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
“学校占地面积2500多亩，现有新蒲校区、大连路校区、珠海校区三个校区，有全日制在校生16000多人。学校藏书131.84万册，电子图书105.33万种。下设28个教学院系，30个本科专业，涵盖医学、理学、工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学等6个学科门类。现有专任教师1090人，二级教授12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人数为855人，硕士生导师807人，兼职博士生导师11人。
“教师队伍中，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1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共6人，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核心专家共16人；省级教学团队、省部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共22个，其中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1个。
“学校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10个，药学获得贵州省国内一流建设学科,临床医学获得贵州省区域内一流建设学科。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9个。学校现有国家级特色专业4 个，省级特色专业 3 个，国家级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3项，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4项，贵州省一流大学（一期）重点建设项目（含培育）项目19项，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共3门，省级精品课程12门，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共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
“学校以各科研平台为依托，近五年，承担各级科研项目252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72项。近3年连续获得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近两届省级教学成果奖及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8项。
“学校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与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高水平大学及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开展深层次科研合作。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师生员工秉承‘明德笃学、求是致用‘的校训，弘扬’信念坚定、顾全大局、顽强拼搏、严谨治学、开拓创新’的遵医精神，坚持内涵发展，为建成西部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医科大学而努力奋斗。”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河水有自净的功能，光阴有流转的节奏。回望历史，万千故事，几声唏嘘。唯一精神得万世之传承，得万流以景仰，乃为国为民。探究遵医之来路，当知立身之根本。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遵医，遵承医德以教化，无往而不利。
衷心祝愿遵义医科大学进一步发展壮大，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
撰稿人：黔伯
2019年元月
注：
1、参考文献：贵州省高等学校校史汇编、大连医学院院志1947-1985、遵义市三线建设志、大连市卫生志、遵义地区卫生志、大连党史第一至第十五期（电子版）。
2、部分参考资料来自网络。部分内容来自亲历者口述。部分内容来自遵义医科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
3、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遵义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田宗远、遵义医科大学档案馆馆长王沁的大力帮助并提供相关资料，特此致谢。同时感谢原学院子弟、遵医78级吴毅、杨凌等人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