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高个子女人，皮肤白皙，气质安闲，走在街上偶尔会被人当成退休教师。喊她老师的一般来自菜市场上热情的商贩，他们多有取悦买主的职业习惯，喜欢在主顾的身份上巧做文章，夸大其词，以制造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我的同事就不止一次在被人尊称为老板的时候，一改锱铢必较的悭吝作风，而表现得腰包充实，出手大方。这说明虚荣心谁都难免。我的母亲也不例外。但有些东西对女人来说是天生致命的，比如教师这样的文化名头就万万不能用在母亲身上。因为她不是教师，不仅不是，而且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更重要的是，这是她的一块伤疤。母亲的理想是做一个学以致用的人，而不是在炕头上为一个男人没有计划的生养。可她偏偏就没能读成书，而且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把这些归咎于姥爷当年对她上学的顽固阻挠，因而一辈子，都对自己的文盲身份耿耿于怀。
从这点看，母亲完全不像一个生活在胡同里的女人。其实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在那些九曲连环的胡同深处，像她一样没上过学的女人比比皆是。没有上学并不妨碍她们快活地生活。差不多30年前，女人们一度喜欢上了抽烟的把戏。她们偷偷拿来男人的烟卷，凑在一起装模做样，喷云吐雾，结果一个个被呛得涕淌泪流。这件事在我们胡同久为流传。无论在饭桌上还是炕头上，只要提起，就会有人笑作一团。30年后我回望过去，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过程。一帮女人，不甘寂寞，在单调的生活中寻找新奇与快乐，这样的烂漫叫人总想会心一笑。而她们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好奇、任性、娇憨和孩子气，一定也让自己的男人心头一软。有时我想，真正的生活就该是这样的，率真自然，活色生香，特别是当一个人的乐趣汇聚成一个群体的乐趣，快乐的持久力和感染力就会成倍增加。但我的母亲从来不在这个群体之列。她对这样的生活敬而远之。当然她的理由是要每天上班。那时候她在居委会里缝制衣裳，虽然不是正式工作，却也需要朝九晚五。但我猜测，她其实是有自己的保留，她心目中的快乐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
我不知道母亲怎么学会的缝纫。也许对她这样一个以文盲为耻的人来说，学习就是人生最好的补偿。所以她学什么或者学会什么都不用奇怪。难得的是，这门手艺最后给了她很好的报偿。首先她成为了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每到年末，找母亲帮忙做衣裳 的人就络绎不绝，她眼见着台案上的衣料越堆越高，知道时间已是怎样紧迫，却从不推辞。她通宵达旦地为别人忙碌，自家的衣裳却常常要推迟到除夕夜才去完成。我从这件事上看出母亲的要强。她用行动与别的女人拉开距离。她讨厌女人的示弱和讨要，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努力成为一个对别人有所帮助的人。这使她在邻里当中赢得了普遍尊重，并因此被推荐到居委会的缝纫小组去工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居委会还完全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密集的会议和上级来访，院落里时常充满党的气息。再泼辣凶悍的人来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屏声敛气，谦卑有礼。母亲每天在这里量体裁衣，除了可以得到一份固定收入，顺带还学到不少知识。这些知识曾经停留在课本上，现在通过别人之口又源源不断地走进她的心里。比如，她从赤脚医生那里知道了要 “常开窗，透阳光，身体好，保健康”，从派出所的小干事嘴里知道了“美帝国主义就住在地球的另一面”，甚至，还从一名下放干部那里弄懂了“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当她驳杂地接受着这些知识的时候，她整个人显得光彩明亮。对此我只能说，人对学习的态度各有不同，而我的母亲是个对知识满怀感情的人。每天在居委大院里的耳濡目染，使母亲的眼界见识明显超过了高小毕业的父亲。他们的关系因此形成一种倒置，以至到了晚年，还常常是，父亲每天下楼取来报纸，母亲逐字逐句读完后再转述给父亲听。我愿意把这理解成是老父亲对她的一种宠爱，给她释放的舞台，给她自我满足的机会。但也可能未必。因为父亲从来就对新闻时事不感兴趣。他是那种相对简单的人。他只在自己的兴趣之内玩得高兴。
居委会生涯应该是母亲人生中最有光彩的一页。在那里，她和会计袁姨成为朋友。在那个战天斗地、意气风发的年代，举止文雅、相貌清秀的袁姨简直就是母亲的一个理想。工作之余，她常常坐在袁姨对面，看她把娟秀的字体一个个铺排到复杂的表格上，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惬意。她喜欢看到文字、阳光和文雅的女人在一起。我猜母亲一定也不止一次感慨过，感慨如果不是姥爷当年强横，她也早已成为这样的女人。我的猜测并不是没有一点依据。有一次母亲去看姥爷，她放下包裹为姥爷洗脚。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卧病在床，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威风。两只安闲了一辈子，曾经逍遥走在省城大街小巷的大脚，现在因为衰老而了无生气，它们躺在母亲手里就像两块干硬的木头。姥爷叫了一声母亲的名字。他很少叫母亲的名字，因此这一声显得内容丰富。里面除了将死的哀鸣，还有少有的父亲的慈爱。母亲一下红了眼圈，她突然决定旧帐重提。她说当年咱家的粮食多到往亲戚家送，你为什么就不答应让我上学。她知道这样的质问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不把这事说出来，她说，搁在心里一辈子都是病。
许多年过去，居委会解散，地面外租，连整个镇子都不复有旧时模样。没有改变的是母亲和袁姨的交情。两个人仍然喜欢一起聊天。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想她们把对方当成一种安慰也不一定。她们笑，轻声细语地说，象天底下所有姿态美好的女人一样。只有她俩在一起，时光才好像又退回到宁静温暖的七十年代。她们有时喝茶。母亲端上的是细瓷蓝花的茶杯。茶杯被母亲刷得雪白透亮，像一块润玉被袁姨捧在手中。从中我可以看出母亲的心思，对有文化的人，她一向以清茶表达敬意。
母亲的病来得很突然。胸闷，然后被确诊为肺癌。我们抬着她楼上楼下透视、检查，母亲便在担架上不停地摇晃。这种晃动很奇怪，好象我们忽然成了汪洋中的一只船，不由自主四顾茫然、心怀忧戚。我们知道，属于母亲的几十年也许就要结束了。可是母亲回到病房后却忽然高兴起来。我凑过去，就听她说，你看啊，窗台上那朵百合开得多美。
在飘摇不定生死未卜的时候，她还顾得，为一朵花去赞叹。
我就是从这天开始理解母亲的。我从此知道，只要向美而生，即使一字不识，也会永远优雅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