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上说：“刑不上大夫”，也就是对士大夫不轻易实施侮辱之刑以保存臣子体面和君臣间的恩情。但在有明一代，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为君者以戮辱之刑极力挫损他们的气节，用廷杖和鞭笞将君臣间最起码的恩义打得一干二净。
事实上，臣子地位一落千丈，天子之权越加集中，君臣渐行渐远的演变并非朝夕之功。单从礼仪上讲，《朱元璋传》作者吴晗提到为臣者经历的“由坐到站再到跪”三个阶段也可说明此点。翻阅历史，元明以前虽说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身为天下共主的皇帝即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其言行举止都会受到法典或祖宗之法的约束，君臣间的恩泽也会被照顾到，譬如汉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约束帝王言行，宋赵匡胤时便立有“不杀士大夫和言官”之事。只不过到了明朝，皇帝可以不受法律约束，“朕即是法”“朕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为臣者只需忠心服从，无需反驳，皇帝成为绝对的专制者、独裁者。回到礼节礼仪层面1.群臣坐而论道宋以前，无论官职大小，大臣上朝或者被皇帝召见询问都是有坐处的，他们可以坐着回话，譬如汉文帝时向学者贾谊问鬼神之事，君臣便是坐而论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等级制度森严，皇家与豪门世族休戚与共，更加注重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东晋时，司马睿曾多次邀请出身名门的王导与自己同坐接受文武官员朝贺；再到隋唐，君王虽有意识打压世族集团，隋帝取消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为平民百姓打开仕途门路，唐代帝王又完善三省六部制，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而治之，以防止大臣擅权，但隋唐之际君臣关系依旧保持良好，约束帝王的诸多因素尚未被破坏，像唐高祖、唐太宗时，臣子也有坐处，幸运者甚至可以与皇帝同坐御榻。2.群臣站而凑事到宋太祖赵匡胤时，太祖借令群臣向前奏事为由，巧妙的撤走臣子座椅，自此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凡事须站着汇报。不过，帝王与士大夫依然是共治天下，君臣间融洽，双方客气友好。我曾在王瑞来的《君臣》中读过两则故事：一是关于“圣相”李沆的，北宋丞相李沆为人光明磊落，世人称之为“圣相”，一日宋真宗想把宠妃刘氏提升为贵妃，便写手招向李沆征求意见，结果李沆当着使者的面就将皇帝的诏书烧掉，并对来使说道“沆以为不可也”也就是说我李沆认为这事不行，连不行的理由都没有解释。真宗听说，只好作罢，君臣依旧各司其职，彷佛此事从未发生过。一则发生在宋神宗年间，神宗对西夏用兵失败，意图处决以失职官员，结果宰相蔡确以“宋朝无杀士大夫的先例”拒不执行，皇帝无奈改为“刺字流放”，一旁的章惇急忙反对道“那还不如直接杀掉算了，给士大夫脸上辞字真是奇耻大辱”。神宗震怒，大喊：“难道朕连一件痛快的事都做不得吗？”章惇回：“这样的痛快事，万岁不做也罢”。猜想，此两件事任何一件发生在明朝，早被廷杖或下大狱了。幸好，在宋朝，特别是宋初遵循礼制、法典是帝王之德，那时君臣一局，其乐融融，朝中敢言直谏者甚多。
3.文武百官跪而奏事
明开国后，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和仗责习俗。据《大明会典》获悉“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即起”言下之意文武百官不论品级高下，职位高低，但凡奏事必须跪拜，只有皇帝允许起身时方能站起回话，绝不容许大臣或坐、或站以藐视帝王权威。此外，对于天子圣谕、皇家赏赐，为臣者也必须跪地聆听、接收，以示感激，臣子以不在是皇家的合作伙，而是终身服役者。 自明朱元璋起，废除丞相制度，大小实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他可以法外用法，滥用职权，不受官僚体系、国家法典、相权的约束，至此君臣距离犹如天地，君臣关系更如主奴，皇权被推上唐宋以来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