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想写篇日志，记录一下这七天七夜的战役的辛苦，想给自家的兄弟和自己歌功颂德一番，在辛苦之余在众位面前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然而当回想起这么多天黑白颠倒的日子，自己能在清醒或糊涂的时候记住的点滴。不是抓人时的刺激，不是审讯时的艰辛，不是追回每辆赃车时的兴奋；而是那两件与案件无关的小事。
每天白天整理材料，下午抓人，晚上审讯，凌晨记材料，天亮前准备送人材料。七天基本如此，八人（刑拘）基本如此。天天如此循环，甚至在埋怨之余常常苦恼这件案子何时结束。因为毕竟现在基层的派出所人员配置不多，就指望着仅有的几个民警，每天都在强打精神硬撑着搞如此繁琐的案子，说实话还是很困难。但我们都在相互鼓励着还是挺过来了。
凌晨的时候记录完材料的时候已经是四点多了，记得天已经微微亮。那时的我们渴望一张床，但我们又怕那张床，怕自己躺下之后再起来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于是我们强打着精神先到医院给嫌疑人做体检，把白天能做的先做了。挂号，开单子，排队，凌晨的医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的，这时接待的一般都是急性病症的病人，我们在医生眼里显得太另类了。在我们排队前面的是一个“大衣哥”，衣服还有点破旧，和装饰的如此气派的医院x相比显得相当的不协调。我不知道这么称呼他对不对，但绝对没有鄙视的意思，姑且先这么称呼了吧。医生看完他拿来的化验结果时，没好气的说“住院吧！”“大衣哥”怯怯的嘟囔着“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点药，我们回家自己治？”“不住院？她非得要回家？”医生还是不耐烦的说道，“大衣哥”抬头望了望坐在角落独自吸氧的一个中年妇女，肯定的点了点头。医生于是无奈的在单子上写着什么，当时我还在想现在医院都是这样那个，能打针绝不让你吃药，能住院绝不让你只打针。但是我错了。医生还在写着的时候，“大衣哥”还在关切的询问“她回家后，在吃喝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医生抬头很认真的说“她现在不是注意吃喝的问题了，她是肾衰竭，先保命吧！”这句话在这个安静的急诊大厅显得那么刺耳。我们这才极其震惊的转身打量起角落的那个中年妇女，朴素的穿着，凌乱的头发，强忍的脸上的安静已经难以掩饰那张蜡黄的憔悴的脸。看的出病情已经很严重。“大衣哥”显得极其无奈的接过医生递过的病例，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还是他心中有很多的难言之隐。他拿着病例，走到那个中年妇女身边，关切的低头询问了几句，然后中年妇女放下自己手中的氧气管，慢慢的从半趟的床上下地，在“大衣哥”的搀扶下，在整个大厅人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医院。我看看身边的大哥，大哥无奈的摇了摇头，我当时有种想哭的冲动，可我什么都做不了。就那么呆呆的站着，看着，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
第二件事：又是一夜，我去医院的化验科拿化验结果。这时的我显得相当的烦躁，医生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找到化验单。我用埋怨的口气责问着医生时，身边经过一对中年妇女，女的整个身体依靠在男的身上，脚步已经显得那么不灵活。男的焦急的问着“怎么办？”女的躺在他的怀中还安慰的说道“没事，你找个地方先让我坐下，休息休息一下就好了。”男的双手紧紧的抱着女的，双眼无助的巡视着周围，几乎绝望和乞求的站在走廊的中间，嘴里喊着“怎么办？怎么办？”这时正好有个医生经过，男的像发现救命草似的朝医生喊道“医生，她这样我应该给他挂哪个科啊？”医生看了那个女的一眼，然后走了过来，搀扶了一把。“她这是栓住了，什么时候的事情？你抓紧跟我过来！”“拴住了！”这个字眼在我的耳中是那么敏感，我知道我又想起什么了。我看着他们离开，骤然间我安静了。站在那静静地等待着，回想着什么。
很多朋友时常关切关注我的状态，大家都在关切的说你太辛苦了，好好照顾自己。其实我只是用这种方式在记录工作的时的状态，案子不是长期这么办，辛苦的状态也不是一直缠绕着我。我只是让大部分在享受朝九晚五工作的你们，看到一种希望和满足。当然你也会抱怨，当然我也会抱怨。但是我时常学着去感恩，学着去满足。当这两件事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真切的觉得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是在作秀似的现矫情。长期熬夜后的状态其实有时让我有种特别的感受，那个状态时人的感情是脆弱的，内心的软肋随时会被戳到，然后放大似的放射，让我在恍惚的时候体验到生命存在的真实，让我在麻木的时候感受到真性情的存在，让我在观望自己的生活时觉得抱怨的可耻。
我不是想去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我也不去评判某种社会制度对底层的人民的束缚和伤害，我也不知道每天是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只是突然间有了很多的触动，我对于发生在我身边的这种悲哀的事情，无能为力。我只能说服自己好好的去工作，让这份触动能感化自己少些抱怨，多些踏实。现在突然回想着些事情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肾衰竭的妇女怎么样了，将来会是什么样；我不知道那个栓住的女的现在怎么样了，是否留下了什么后遗症。真心的希望她们安好，真心的希望能又让他们看到希望的理由，真心的希望让他们的家属寻找到一丝坚持的希望。
————退下繁华守住坚持，留给成长路上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