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就读的学校是单位的子弟学校，囊括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义务教育，后来由市教育局统一接管，改名为八中，小学则并入其他学校。

那时的小学生，虽然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氛围中成长，却没有与谁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没有与谁结过刻骨的仇恨。那时，咱是老实孩子，听毛爷爷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雷锋好榜样；听老师的话，要求德、智、体，课堂上从来没搞过小动作。当一个小组长之类的官儿，自然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同时对组里的同学也是比较负责地管教，帮助，学习成绩自然也名列前茅了。

记得那一年学校忆苦思甜，组织全校师生到河边挖野菜，老师带领我们先识别野菜的样子，然后大家蹲在地上一边寻找野菜，一边净剩下高兴了。如《童年》歌里唱的那样，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学，盼望着游戏。

学校里的体育课常搞一些队列，打打篮球，偶尔老师也组织一次瞎子摸瘸子的游戏，那是最开心的。其余的时间几乎可以用受压迫和煎熬描述，能有人领出校外，到大自然中去，可不就是出笼的小鸟吗。

一上午的功夫，野菜挖回来，在校园里煮了满满两大水缸野菜。大家排队，一人盛上半碗，那味道特难吃。然后，老师布置忆苦思甜的作文，写作文比苦菜还苦。不过现在看来那都是好东西，去火、降脂，难得能吃上一口。

那时候，学校每年夏秋两季都要组织学生到附近生产队支农。麦收的季节，孩子们带着红领巾，打着红旗，带上父母精心准备的零食，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欢歌，徒步十多里向田野进发。干农活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一天下来大多数孩子稚嫩的皮肤轻则发红发暗、重则蜕一层皮。一天劳动虽然有人流汗、流血、流泪，有的手上磨起水泡，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精神感召下，大家的情致还是很高昂的。

那时候，学校不存在中考，小学五年下来全体升初中，然后是高中。进入初中第一天起，似乎有换了人间的感觉。

不知是因为此时的孩子一夜之间进入叛逆期，还是学校的管理有问题，总之，每天的课堂就是一锅粥。

最乱的要数数学课，老师是一位平头方脸、花白头发的中年男子，个不高，说话声音与敦实的身材相匹配，稍有一点沙哑，很洪亮。不过听他讲课的时间要少于上自习的时间。每当他走进教室，闻听台下男男女女赶集般的嘈杂声，就开始运气，两手撑在讲台上，扫视着台下，见无人搭理，说一声：别说话了，上课了。随后，边喊边用黑板擦敲击着桌面。情绪好的时候，像旱鸭子浮水般的勉强把课讲完；情绪不好的时候，进教室不超过十分钟，见劝说、吼叫、敲桌子如对牛弹琴，一跺脚便气冲冲离开课堂，于是数学课成了自习课。

不能说数学老师不负责任，学生的喧闹不仅是说话，相互打闹，投射纸蛋，老师在黑板上板书，有男孩子就下位撩拨其他同学，或做鬼脸，常惹得同学哄然大笑。等老师转过头来，他又神速地回到座位上，没事人一样，一副小流氓的神情。为此，老师经常一堂课请出去四五个男孩门外站立。即便这样，依然无改闹哄哄的课堂。

语文课王老师是一位美女，白皙的皮肤，高挑的身材，一条乌黑的长发辫，不大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两道月牙，文静得像个女学生。她的声音不高，脾气出奇地好，无论课堂如何闹腾，依然讲自己的课。她很喜欢我的作文，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讲评。这是此间唯一让我有一点成就感的事情。

那一年全县中学第一次统考，其他各科成绩都不得知，唯有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公布了我们的数学佳绩。他在黑板写上光荣榜三个遒劲的大字，然后一一列举名次与姓名、分数。很荣幸，我获得第二名，可惜只有14分。有十几个上榜的，即便是1分也在榜。奇怪的是，我班的女生竟然没有一个得分的，全是零蛋。

父母看到这种情况很忧心，找了邻居同学的妈妈，她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于是，我和几个同学搭伴到该小学五年级复习了几个月，考取了全县最好的一中，从头读起了初一。

跟我一起复习的几个同学也都考上了，在小学大红榜上占据了令人羡慕的显眼位置。

学生是人生破茧成蝶的摇篮，虽然有些枯燥、乏味，常有苛责、失落相伴，却是成才成人的基垫。当跋涉人生险峻而漫长的泥沼，回首小憩的时候，那一幕幕童稚与青春的萌动，烂漫无暇的欢乐，却如春天星星点点的花朵绽放、飘香，在心的某一个角落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