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岁的小姑娘，从烟雨江南甫一来到热闹京华，就见识了满族女人的婀娜，那是与婉约的上海女人不一样的风情。
她感到很奇怪，高跟鞋的高跟不应该是在后跟处吗？但她所见那些着旗袍的女孩，高跟却在鞋的当中，鞋一上脚，身高瞬间增加，走起路来，前倾后仰，风摆杨柳，煞是好看。
小姑娘专注的眼神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于是爸爸俯下身来，问她：“你将来长大了，要不要穿这样的高跟鞋？”
小姑娘只是稍稍犹豫，就坚定点头，“要！”
这个小姑娘，就是杨绛。而这颗少女童心，到她105岁后踏上仙去归程，仍然没有变。
杨绛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其实，人们在追忆她时，却也评价“才华不在钱钟书之下。”
杨绛于这些并不以为意。她是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但她认为自己仅是钱钟书的妻子，写了一些文章，而最大的成就，就是将自己的闺女钱瑗教育长大。
杨绛的父亲杨茵杭是著名的法政学家，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救亡图存的革命者。杨茵杭曾就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在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时，不顾各级势力威逼利诱，坚决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轰动一时。不过在那个腐朽的时代，再正义的举动也只能是螳臂当车。许世英最终宣判无罪，而杨茵杭被迫辞职，携家带口从北京一路风雨飘摇回到了江南。
可以说，儿时的动荡已经在磨练杨绛那颗纯真的少女心。自然，随性的性格在那时已经显露端倪。
杨绛在家中排行老四，因此父亲取名叫“季康”。然而日子久了，兄弟姐妹们叫懒了嘴，“季康”吞了音就变成了“降”。杨绛并不以为忤，反而欣然接受。再后来，自己撰写的剧本要上映，于是直接把笔名改为了“杨绛”。
她和钱钟书老先生的世纪佳缘，一直被世人称道，而这样的美丽婚姻的起点，似乎也是那么地随性和平淡无奇。
两人在清华大学相识，初见面，钱钟书就笃定地认为此生有伴了。他对她说：“我没有订婚。”而她也回答，“我没有男朋友。”只是这时的杨绛仍然如少女般懵懂，似乎是你也好，不是也罢，就像礼节般回应着。然而钱钟书却是愈加殷勤，鸿雁往来，书信频繁。杨绛后知后觉地说，有一天突然没有收到他的信件，就感觉五内俱焚，这时才明白，这是“fall in love”了。
“最贤得妻，最才的女。”钱钟书老先生这样评价他的爱妻，“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其实这三者哪里有什么不相容啊，只是每个角色的心境不同，于是便泾渭分明了。而在于杨绛来说，她只是保持了一贯的纯真罢了。
杨绛的一颗心都在中书君那里。有一次，两个人打赌，讨论一个法语音节的读音，一时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然而终归是杨绛赢了，她很高兴，转瞬却又觉得无趣，因为她的中书君输了。中书君怎么可以输啊，输给谁都不行，哪怕是输给自己。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为了贴补家用，她开始撰写剧本。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著名的剧作家夏衍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独捧杨绛。”甚至，人们介绍钱钟书时，都是“杨绛丈夫”。
钱钟书心高气傲，自然受不了这份刺激。那时《围城》已经有了布局构思，钱钟书不惜放弃部分教职来完成小说。杨绛是全力支持，甚至完全放弃了剧本创作。她说，“我着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每日下班之后，杨绛就如小女孩般期待着钱钟书新鲜出炉的几百文字。杨绛阅稿时，钱钟书则在一旁看杨绛眉舒眉展、浅吟低语，不停地搓手踱步，紧张不已。到杨绛终于释卷，两人相视而笑，今日之稿，才算成了。
终于《围城》出版，震动文学界，洛阳纸贵，杨绛才是松了一口气。她实实在在把钱钟书的名誉看在自己之上的。有人曾说她较（钱钟书）早出名时，她说，“出名没什么价值。”
1957年，杨绛受中宣部邀请翻译《堂吉诃德》，并对原文没有要求，可以从法文或者英文翻译。但面对这部西班牙巨著，杨绛毅然以48岁“高龄”学习西班牙语，四年之后才开始着手翻译。出版后，作为“开天辟地”第一本译作，先后印制70多万册。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而受到西班牙大使馆邀请前去领奖。第一位大师来邀请，杨绛回绝了，第二位大使正式书面邀请，也被杨绛用正式书信回绝了，直到大使馆辗转托原社科院院长马洪邀请，杨绛这才觉得不去不行了。钱钟书谈起杨绛的淡泊，也颇为得意，“三位大使才请的动她！”
虽然已是皇皇巨著，然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课堂上，同是西语界泰斗的董燕生教授却把杨绛版的《堂吉诃德》作为反面教材，认为“错误百出”。面对批评，杨绛却说，董教授的批评是文坛应有的“正风”，“不是歪风。”
这份淡泊到老未变。2014年4月，杨绛和钱钟书曾就读的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的院长佛朗斯西·卡恩克劳斯女士来信，在学院成立700周年之际，推选杰出校友，杨绛当选该院荣誉院士。杨绛回信称“自己只是旁听生，不敢获此殊荣。”院长不依不饶，又发函强调，并不是因为“钱钟书遗孀”之名来颁发荣誉。但杨绛再次写信回绝了。而此前，尚未有一名中国人能获此殊荣。
于自己的声名无意，对钟书的名誉却不能有丝毫妥协。一些在如今人看来是杨绛“污点”的往事，更加证明了这个“小女人”的耿直。
她曾因钱钟书的学位与他人争论不休，甚至对簿公堂。她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提到学位为“副博士”，但李洪岩、范旭仑所著的《钱钟书评论》中认为是“学士”。最终，李、范的书被判毁版停印，并公开道歉。
多年后，杨绛撰文承认，钱钟书的确为“学士”学位，是自己弄错了。错了又如何？自己的译作可以被其他人批评，但作为钱钟书的妻子，却实在不能让别人来议论钱钟书的种种。2014年，就在102岁的高龄，她仍然因为钱钟书的书信被拍卖一事，和别人打了一场官司。
为了他，可以抛下一切，也可以独自面对四方的挑战。86岁的时候，女儿钱瑗病逝，87岁时，她钟爱一生的钟书也撒手人寰。后来，她写的《我们仨》没有哀怨申诉，只有娓娓道来，却让人十分动容。
看杨绛的照片，无论是何样年纪，不变的是笑容。这是这个小女人内心的纯真外露，是世间难觅的一份豁达。当钱钟书因为多种并发症住到医院时，哮喘不能言语，杨绛就称他为“呼啸山庄”。然而女儿也因为骨癌病发住院，在北京城的另一头。她往返照顾，不辞辛苦，但在回忆的文中却寥寥几笔，仿佛不值一提。
女儿先走了，杨绛不知该如何向钱钟书说，便每个周末空一天不去钱老病房，第二天谎称去看望女儿了，还要简单描述病情。然而时间一久，杨绛愈加感到词穷。于是她专门撰写了个提纲，里面罗列了时间节点和女儿情况，每次和丈夫聊起，就按照自己的提纲来叙述，在钱老面前强颜欢笑，仿佛女儿还真的在世。
终有一天，当杨绛再次提起钱瑗近况，钱老挣扎着怒目呵斥，“你不要再说了！”这时，杨绛嗫嚅半晌，才挤出一句“侬晓得了？”钱老闭眼两行浊泪滑下，深重地点了一下头。
杨绛独自承担了那么久，却依然豁达。她说他们都走了，自己还要整理钟书的文稿书信，要“清理战场”，还不能走，还在“寻觅归途”。
曾经人民日报评论一文称，《围城》一书实在是“大节有亏”，是高级的文字游戏和文学技巧展现，不值一读。原因就是在抗日背景之下，国人水深火热之中，钱、杨夫妇竟然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安然讨论书稿。
确实，以钱、杨二位老人的书籍文章来看，似乎没有国家大义、慷慨激昂，有的只是踏踏实实的学问和朴实无华的文字。
于我来看，杨绛就是这样一个在大时代洪流中始终不受侵蚀的小女子。她曾被安排打扫厕所，于是她的厕所干干净净、通风透气；《干校六记》中被剃了阴阳头，仍然能幽上一默。她是所有文章都是小处着眼，风趣中却饱含心酸，平淡中蕴藏无限力量。一位网友曾说，北漂时，在地铁上阅读杨绛回忆文章，对于心慌意懒、失去斗志有奇效。
在大时代的风雨飘摇中，用文字倾诉自己，温暖国人，我觉得这才是这个小女人的“大”。
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到2016年杨绛临去时，基金达到2434万元，受惠学生达614人。
2014年之后，杨绛将自己和钱钟书收藏的藏品陆续整理捐献国家博物馆。这其中有张之洞等名家手迹、各代拓本、钱老遗物等，都是珍品。
回顾这一生，在波浪中，杨绛依偎着他，在平静中，杨绛扶持着他，“最贤的妻”始终是“最才的女”的前缀。
这是一个小女人的平淡日子，却折射出祖国的大命运。在如今的浮躁社会里，如果我们都能够安心做一个“小人物”，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那么也能够收获这样平静又伟大的幸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