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初闻此言，半信半疑。因为现在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书汗牛充栋，多以成功学论笔，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权谋家，野心家。在此背景下，张宏杰著述的《曾国藩的领导力》殊为可贵。他用详实的史料和理性的分析给我们呈现了另一个曾国藩。
曾国藩在处理湘军集团内部关系时，以“拙诚”为原则，尚拙，尚诚。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他一直秉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事，以救国卫道的诚心，并以这种精神去组建和凝聚湘军，而非仅以兵饷丰厚为饵。对人，不用权术，对同事和下属推心置腹。“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这一点其实非常难得。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大多来自沟通不畅，这种不畅有主观客观各种原因，但主要源于各人之间的私心。要减少和避免这种情况，身为长官首先要开诚布公，以诚相待，才能有可能上行下效，营造良好的风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专门提到“长官之于属僚，须扬善公庭，规过私室”。中国是面子社会，但顾及面子不等于总是面上说好话，和稀泥。所谓待人真诚，应该是要在合适的时候和场合说真话，直言规劝，最忌讳的是当面说好话，背地说坏话。
曾国藩对待部下的第二个特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欲成就事业，先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欲显达，先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其实彰显的是一种“仁爱”的精神。天下事众，仅以区区一人之力何以担负？更重要的在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奖掖人才。在选择人才上，曾国藩强调要“有良心”，“有血性”，“朴实勇毅”，在带兵中更强调犹如带自家子弟般对待部下。据统计，到曾国藩去世时，受其举荐，三品以上大员50多名，其中总督4人，督抚、堂官26人，道、府、州、县官员难以数计。甚至有人称道“天下一半官员皆其门生”，包括著名的中兴名臣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等。但同时也提到培养人的同时也要用法纪约束才行，“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一方面，“国家名器，不可滥予”，赏要名副其实，才能起到激励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曾国藩对待他人第三个特点在于“恕”。“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就如他与“孤傲”和“争功”以称的左宗棠恩怨一生中，并不因私废公，在左剿捻及西征过程中，在关键的筹饷上面大力支持，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助其成就功业。左自惭于心，在曾国藩去世后千里迢迢派人送来挽联，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再如对于因失城逃遁、自换门庭而多次受过自己弹劾的李元度，曾国藩在天京大捷之后，仍念着给他保举和改过自新的机会。李在曾去世后也毫不抱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太傅曾文正师》中写道“雨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意思是说来生还要做曾的学生。
其实，无论是立人达人，还是宽恕，根本上还在于一个“诚”字。要达“至诚”，离不开“养心”，从自身修为下苦功夫，持之以恒才行。在这当中，做到“不忮不求“最为根本。不去嫉妒，不去贪求。这其实涉及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但世间能有几人在名利功业面前做到不忮不求，淡泊处之？但文正公却能以中等之资，一生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成就不世功业，难怪后世多有仁人志士对其超凡入圣的精神和境界大加推崇。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精华，而不是成功学书籍吹嘘的所谓“权术谋略”等等皮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