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我从高考升学压力的不同、社会器乐教师数量的多寡、整体经济水平的差异三个方面，对比论述了当下，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和其他城市，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城市之间，在建设学生乐团的外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整体社会环境的差异。
在当下的环境条件下，欠发达学校建设学生乐团所面临的最关键的还是生源问题，是整个社会上学习乐器的学生太少，尤其是交响乐团所需要的一些冷门乐器，学生太少，学校即使想出各种办法招生，都难以保证每年每个声部都能有合适的新人补充进来，从而保证乐团建制完整，声部齐全。
十余年前，恰好是素质教育的口号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时候，社会上学习乐器的风气是很热的。很多家长不一定知道让孩子学乐器能怎么样，更多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学，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落后，也要学件乐器。也有一些家长抱着圆梦的心理，觉得小时候经济条件差，社会上学习乐器的风气弱，导致自己不会乐器不懂音乐是一大憾事，现在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又有很多孩子学习乐器的“大流”可跟从，所以一定要孩子也学学乐器，不能让上一代人的遗憾在下一代人身上继续下去。
具体学乐器的孩子有多少，我没有确切的调查数据，但是可以从一些侧面看出当时这个比例一定不低：2000年左右，一所幼儿器乐培训学校开始创办，租用了一所知名幼儿园的教室。仅仅是在这所幼儿园内做了一些宣传，同时在当地晨报上登了几天广告，首次招生，居然有180余名孩子报名学习。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并不鲜见，各种合法非法的机构都参与这个市场，大家的生源都不是很困难。
北京当时有一个“姜杰手风琴学校”动辄可以举办全国甚至国际性的手风琴艺术节，第一年表演了百人手风琴合奏，第二年就能动员起千人手风琴大合奏。我市一所电子琴学校，在全市几个区办有分校，最多的时候，所有分校在校学生达到一千余人。还有两所古筝学校也是这样人数过千的器乐培训学校。类似这样的学校在当时还有很多，同时催生出一个新兴的行业——考级，刚开始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业余器乐考级，之后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的考级也出现了，大家共同分这块蛋糕，彼此还能相安无事，因为参加考级的学生多，这几家考级机构都能够吃得饱嘛。
当时市里有几所学校的乐团也办得风生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源充足，社会上有的是学乐器的学生，只要放出招生政策，总会有学生提前学习相关项目，每个项目还可以从竞争中选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