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网络上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文章在网络上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之后作者黄灯博士又将其扩写成一本书，名为《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我落后了两年，看到了这本书。现就由此次阅读所想做一梳理。
这本书的内容正如书名所言，是从一个农村女儿和儿媳的身份对自己的家乡和丈夫的家乡（她的丈夫也在农村长大）的亲人命运进行了梳理。在梳理不同家族的历史的同时，黄灯也描述了现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
这种题材的作品早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返乡体”，可见这本书并不是这个题材的鼻祖。网络上对这种题材先是追捧，而后等热度一过马上又持批判态度。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返乡体呢？
如果要往前追溯，我国第一本对中国乡村进行严肃考察和学术关怀的著作应该是费孝通教授早在1938写就的《江村经济》，这本书是一篇对太湖附近的一个名叫“开弦弓”的农村进行的田野调查报告。因为作者是苏州人，所以这本书只能勉强算是费孝通教授的“返乡文学”。当然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已经离我们太远。近一点的有2010年出版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描绘了以自己的故乡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状况，这本著作同样早于“返乡体”这个名号而出现。稍晚一些的有梁鸿在2010年和2013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也同样描写了作者河南省故乡亲人和邻里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自觉和不自觉的命运。
网络上对返乡体的批判主要在于写作动机上。网络上的人们文章和畅销的实体书中返乡体的作者大都是通过高考逃离农村并移居城市的学者，所以大家认为这些作者是带着逃离者的优越感，来审视自己的故乡的，舆论认为这种新身份带来的疏离感并不能真实地表达对故乡的感情。况且这些学者经过长时间在城市的读书和工作，已经很久没有参与故乡的变化和建设中来了，所以他们无法公允地给出对故乡的评价。甚至有人指责那些为故乡唱哀歌的作者是否别有用心，炒作自己。当然这些是返乡体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我想替这些人们和作品们说句公道话。
首先，必须有人替农民和农村发声，如果是这样，那么来自农村并进入主流舆论圈的学人是最佳人选。从建国初就施行的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开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就开启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城市和乡村虽然都在高速发展，但二者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农村风俗消失的问题都曾一度被人们热议。但我们却发现首先提及农村问题的人却大都是城市的记者或学者。他们充其量只是热心的旁观者，在旁观者眼里，农村的问题只是一个个充斥着数据和冷静分析的研究课题，处在漩涡中心的农民失语了。我们几乎见不到一篇以农民身份来指出这些问题的文章！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稍微有文字表达能力并能在舆论圈发出声音的人绝不会再去屈尊当农民，文化素质低（注意不是道德素质低）是中国农民的群体性标签，这是谁也无法拒绝的事实。这就出现了“问题属于农民，但问题的提出却要他人代笔”的窘境。所以我说“必须有人替农民发声”，现实如此。那么哪些人最堪担此大任呢？就是那些从小生长在农村，但最终可以借主流舆论机制发出声音的学人。为什么必须是学人？因为它们既可以像记者那样做到冷静和客观，又能对此问题怀有更深刻的感触和持久的兴趣，而且因为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可以帮他们做更深入的普遍性分析。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用自己的笔为自己的家乡发声。
返乡体的出现体现了走出农村的精英对命运的自觉意识，并进而将这种自觉意识扩大和普遍化为一种群体自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没有思考，那么拥有再多的学识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只能是徒增虚荣的纸上谈兵。而最有意义的思考无非在于对自身命运的自觉梳理并进而推己及人进至国家社会命运的考量。我时常想一个问题：“学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是在于得出一个普世的范式来解释一切现象，还是在于挖掘出潜藏在人类生活中的原始心理结构？返乡体给我们一个启发，他们告诉我们，学术的意义在于用一种严肃的隐忍去发现我们何以如此，并告诉我们何以超越。我们可以带着情绪去经历个人生活，但是唯有强忍着着心中的狂喜与悲痛，冷静地剖开自己，进行抽丝剥茧的、抽象的学术分析，我们才能得到比生活更多的事实，才能完成对凌乱的、偶然的现实的理论超越，并进而解决生活中遭遇的种种问题。没有大悲痛是没有大学问的，没有大学问是不能解决大悲痛的。所以来自农村的学者对自己家乡的叙述和分析不仅对我们清醒地认识农村有帮助，而且对中国的学术生命也是一种滋养。
我们已经剥夺了农村太多的东西，请不要把他最后的声带也剥离掉。我们需要在这喧嚣的时代中听到一律来自故乡农村阵痛的呻吟和亲切的呼唤。返乡体固然存在各种问题和嫌疑，但是多一些宽容的聆听，让它们飞一会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