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时前我见到了王安忆，是个优雅的女人。我们文学系的蒋老师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连“文学是眷顾女神的”种级别的话都抛出来了，以后他的学生可是有料下酒卧谈了。

其实她是以学者的身份来的，但是她的言谈举止却怎么也无法掩盖作者的身份。

但她又不完全是以学者的身份在讲座，她的题目叫小说课堂。很多学者在演讲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自己老师的身份，但是从来没有人像她一样给予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么多的强调。

她从自己在复旦参与创意写作（职业写作）专业教学开始，一点一滴地描述了教育界，文学界，学界，以及大众和学生对这个专业的看法。她一五一十地介绍了她和她的同事是如何给学生设计课程，以及为什么要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要严格选拔。从第一届招收的第一个学生，到后来扩展到十几个学生，她如数家珍地描述了每一个学生的来历，以及她在教学的时候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恰恰同各界的质疑是一致的，那就“是写作能教吗？”

严歌苓与王安忆相识，有一次她在“一席”的讲演里讲职业写作教育，刚好谈到了她和王安忆有过的相关对话，也是在谈论写作教育。在那次演讲中，严歌苓对美国的职业写作教育推崇备至，她以自己在Columbia college的学习为例，讲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培养职业作家的。

王安忆显然是被这个景观所吸引的，她所援引的职业写作教育的案例也是来自美国的案例。当她细心地向我们展示她和她的同仁们的教学成果的时候，似乎像是一个刚入行的小学徒，战战兢兢地在向众人展示自己的作品。这在当今学界几乎普遍到无一例外、无人免俗的关于教学的泛犬儒主义的背景下来看，很可爱。现在的学者，都在关心自己的学问如何，当然这些还算是好的，更甚之人则只关心自己的项目。学生在他们眼里要么是累赘，要么是工具。还有多少人把自己当成老师，把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看做是一份教育事业，这很难说。

她说自己的第一个学生也是整个硕士点的的第一个学生，她发现自己无法说服他在他的标准之上还有更好的写作标准。因为这个学生当时已经是一个作家，已经开始不停地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这个作家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的固执性。这就是王安忆发现的职业写作教育面临的问题，就是写作是不是靠天赋呢？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往往会相信这一点，但是一个不喜欢文学的人又不会来中文系。所以似乎职业写作教育是招不到学生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事情似乎有了转机，第二届他们招到了12个学生，她感到很满意，她细数了这些学生们后来都去了哪里工作，以及这些工作与他们的写作能力的联系。她说虽然没有（至少目前）培养出作家来，但是她们的确培养出了能更好地表达和讲故事的人。关于这一点，我想还需要长时间的发酵过程，职业写作与职业作家涉及的问题恐怕还不仅仅是教育。

接下来，讲到了写作训练中的两个问题，写什么？怎么写？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要难。

她详述了自己在教学中的例子，她感觉到同学们受现在杂志和网络上的主流媒体中的故事资源的影响很重。她举到一个例子，提到自己的一个云南学生的来历。因为中国不像美国把全国分为不同的时区，所以那个地方的早晨八点实际上天刚刚蒙蒙亮，所以乡下同学要上学就要在黑天里起来，穿过森林。同学们没有多少照亮设备，只能相互唱着歌遥喊着穿过树林，直到接近学校的时候，才些许地看到些日光。她想说的是，就是这样的故事资源都没有引起这个同学的兴趣，他依然不断地在写着凶杀和爱情。其他的同学也大都不断地在重复着韩剧，国内都市剧，校园剧中的情节。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作者自己内在的价值观对作品的强加，她说有一个年级比较大的男生，非常的有攻击性，比较喜欢与人争辩，在课堂上也喜欢与她争辩。有一次，他说自己想写一个关于两个家庭的故事，一个家庭是夫妻和睦，但是子女有残疾，另一个家庭是子女完好，但是夫妻不睦。他的组合方式是把残疾子女安排到不睦的家庭里面。王安忆说这不是惨绝人寰了吗？她想要说服他，但是失败了。后来她了解到，这个同学的生长环境一直是一个充满了争吵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淘汰写作者的门槛。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具有专业水准的作者，门槛是会不会写。

王安忆说有一次在开春的时候，她在第一堂课让放假归来的学生到上海的一个很著名的弄堂去体验生活，回来写一个故事的开头。回来后很多同学都感到无法开始，不断有人放弃、重写。王安忆又举了一个例子，她说让同学们去读一个美国小说家的一个小镇上的故事，让每一个同学选择一个里面的人物，然后去写一个这个人物的前传或后续，结果同学们写得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当他们站到那个光怪陆离的弄堂里的时候就毫无头绪了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这更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因为你可能有着零碎的想法，但是却无法让它成为一个架构的一部分。

我的思考

我的思考承接王安忆上面的话题，她说目前为止写作规律被发掘的最好的是在类型文学里面。她说你们别看很多老外在什么各种交通工具上都在看一些砖头一样的书，你如果翻开一看，十有八九是一本类型文学的小说，其实就是类似电视剧的题材。但是类型文学是有套路的，这主要涉及到如何来布置悬念，如何在故事的小高潮节点布置枝节分散悬念，如何一点一点通过饱和故事的消除悬念。但是类型文学的结构毕竟是有限的，简单的。她举了一个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作品，说一个家庭里一开始很和睦，生了几个孩子，后来父亲酗酒，与母亲争吵，母亲愤而离家。经他们的计算，母亲在到娘家之前遇到了大雪。母亲果然失踪了。然后是漫长的等待过程，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他们的家庭出现了一个男青年来做他们的管家。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里的悬念已经解开了，母亲几乎是已经死掉了，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重点。故事写到冬去春来，他们可以到深雪化去的地方去寻找母亲，因为雪化地很慢，所以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的一点一点的迫近事故点，这个小说很好地探讨了生与死的问题，生活与存在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在冬去春来这个过程中的细微的感觉。这是严肃小说家所期许的写作，这是类型文学所达不到的。而王安忆希望能教出一点这种东西。

王安忆的一个观点让我眼前一亮，她说类型文学是有限的，而文学是无限的。这让我有了一些联想。因为类型文学很多时候都是在靠逻辑和结构来构成故事，但是人的内在精神有一部分是超逻辑的，而这个部分又往往与具体的情景和感受联系起来。我在设想纯粹的先验主观性和纯粹的经验主观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到底是怎样的。

我不希望以哲学的沉思结束本文，王安忆回答了很多学生的问题，我不就一一罗列的了，但是她的回答让我看到作家是一个认真地严肃的回到生活的人，她回到的是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