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年到1748年，意大利半岛上赫库兰尼姆古城和庞贝古城的重见天日在考古学上激起了巨大的浪潮。相得益彰的是，对理性的强调在西方世界能追随到古希腊时代。
新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在1755年撰写了
《对古希腊绘画与雕塑之思考》，其中他提出：
此时，“洛可可艺术”也到达了它的薄暮黄昏，越来越多的评论将其称为缺乏道义，内涵薄弱，奢靡的同义词，其中甚至潜伏着爆发“情色主义”的危机。
于是乎，人们纷纷将目光又一次转向古典艺术行列。艺术家们也重新开始对古希腊的雕像进行临摹。试图当代的眼光在古典艺术里再一次找寻美的准则。
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新古典主义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这幅画讲述了一个故事：画面中央的贺拉斯，年轻人们的父亲，带领着左侧的儿子宣誓为了国家和荣誉而战。画面右侧的妇女们则是他们的亲人，深知这场战争将夺走自己爱的人。
画面中的人物被分为三个群体，而这种划分又被来自后方的富有韵律感的古典拱门和石柱进一步加强。
左边三兄弟，身体肌肉紧绷，成直线，刚毅，时刻准备好为国献身。右边的妇女们，则倒塌，弯曲，悲痛欲绝。理性和感性在此用几何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并且整体风格一改洛可可时期的云雾缭绕，光暗对比明显，有种“天气终于好了起来”的透明感。
笔触严谨，选色厚实沉稳，整个画面中人物的服饰（古罗马服饰），及建筑物朴素大方，没有繁多沉冗令人眼花缭乱的修饰。
这幅画题材来源于当时一部总所周知的戏剧《贺拉斯》，在1785年展出时便引起巨大轰动，其中传达的道德训导显露无疑：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雕塑界的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安东尼·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
古希腊神话中，爱神丘比特唤醒了沉入睡眠的自己的爱人普赛克。而同样也是自古希腊发展而来的几何元素在这里发挥到凌厉尽致。
上方的翅膀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丘比特和普赛克的身躯也搭建了一个三角形区域，中间由他们舒伸交错的手臂编织成一个圆形区域将上下两个三角形紧紧地扣在一起。雕塑的整体像一个巨大地沙漏，给人与持续的端庄宁静且有序感觉。
同时，服饰上面，毫不卖弄技艺，简单的希腊式长织轻掩，再配以底部自然的磐石，透露出一种朴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有一位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
曾研究古罗马遗迹的他著有《建筑四书》并提出要用精密的数学与几何等科学来复兴人文主义和古典文化。
17世纪进入启蒙时代后，巴洛克主义建筑被抨击放荡且奢侈。由此，帕拉迪奥的主旨又一次被复兴，以此为价值基础而搭建的建筑便称为“帕拉迪奥式”，并成为新古典主义建筑领域的代表。
在英国伦敦西部的齐兹维克府邸（Chiswick House）便是这一类建筑的典型。
几何对称的外立面衔以古希腊式的门面，墙面奢靡繁复的装饰被一扫而空，朴素简洁。生硬的直角，圆，半圆等几何图形以精确的比例给予人“理性”和“古典”的之感。
新古典主义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姗姗进入室内装修领域，其先导者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罗伯特·亚当
（Robert Adam）（1728-1792）。
罗伯特室内装饰中仍有洛可可主义的痕迹，花朵，大理石，镀金的浮雕等，但他却削减了装饰的密度，并用强烈的几何元素加以制约，凸显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