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一部名为《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利规则》的原创历史图书问世，一个月后，《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出版，不足半年时间，两本书均进入豆瓣2021年度书榜，后者更是在历史·文化的细分类目中高居首位。
原创历史《秦制两千年》和《祥瑞》的走红引发了行业对于其背后版权代理公司行距的关注，这家注册于2018年10月的公司，致力于挖掘本土原创版权，挑选作者的眼光十分独到。尽管行距还年轻，但它的创始人黄一琨却称得上是出版行业的“老人”了，从“出版大厂”中信出版社转至互联网写作社区简书，直至创办版权经纪公司行距，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这一路黄一琨在思考什么，为什么他坚持要做版权，又是如何看待版权这门生意的？为此，《出版人》特约专访黄一琨，以下是采访实录。
“出版的重心就是上游的版权”
《出版人》：您为什么会想要去做版权经纪这件事情？
黄一琨：在中信出版社时我就想做关于版权的事。我是半道进入出版业的，所以很多思考都是基于常识，在中信出版社时思考版权，是因为当时负责电子书业务，电子书经常要看纸书的脸色，说白了就是因为版权是人家纸书谈下来的。当时中信出版电子书业务在行业内做得最好，但没多大意义，整体规模太小了。要突破这个规模，第一个选项是做电子书的中盘，但为几百本电子书整天到处跑效率太低。当时我想了两条路，一是自己开发写作社区，从上游直接对接版权，这也是我之后去简书的原因，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
另外一条路，以我的个性，我觉得如果想在出版业做，那就做最笨的事——自己去解决版权的问题。解决版权又分两种，一种是做图书公司，另一种就是做更上游的版权经纪，行距就是后者的产物。
《出版人》：行距现在的状况如何？对于行距而言，最困难的是面对作者还是面对出版人？
黄一琨：很多人替行距算过账，觉得我们活着很难。确实很难，但我们竟然能挺过来。当然初期有很多朋友的支持，但我们的目标是要自己活下来。现在已经能向好发展。
行距做的其实是架在写作者和出版人之间的桥梁工作。最困难的还是面对出版人，像2021年出版的《秦制两千年》《祥瑞》其实早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了，我内部就一直在问这两本书什么时候能出来，因为这两本书可预料的会引爆市场，这对于我们拓展作者和出版人，打响品牌都非常有帮助。尽管浙江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非常给力和高效，但还是比我们预期的要晚一个季度。
再比如面对很多出版社时，选题石沉大海难以收到回复是最令我们感到困扰的。这些难度也构成了我们做版权经纪的一个壁垒。大家都觉得难，但除了我们，没人敢这样试。
《出版人》：您对行距的价值如何评估？行距是如何把握市场的？
黄一琨：行距还是把握到了市场，一开始我就判断《祥瑞》会是一本畅销书，《秦制两千年》的受欢迎程度比我想象得还要好一些。我的一个思维方式是搞不定的事儿我就认，认完之后我再看有什么事儿是我搞得定的，就像我做行距，做得成我就做，做不成我也可以给别人提供选题上的想法。
实话讲，行距——版权经纪——是我在出版业最想做的，也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值得做的事情，其他的意思不大。行距的发展跟创始人的阅历、团队的风格和禀赋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在历史方面会强一些。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甲骨文和汗青堂已经引进大量优秀的世界史著作，这些图书的销量稳定在2~10万册，这样的一个市场是不能被忽视的。这些读者在读完高质量的世界史之后对于同等质量的中国史的需求也是明显的。我们现在苦于找不到更多高水准的原创作品，这极具难度。但我们在深耕作者，谌旭彬（《秦制两千年》作者）和张向荣（《祥瑞》作者）都还有新作等待出版。
此前已经有很多作者在我们这出版了他们的第二本书，最近的有王兴医生的《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我们也在尝试与新的出版方、出版人合作，上周刚出版的《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是与读库合作的，作者是云南昆明一位教文学的大学老师，这是她的第一本书，我们趁热打铁，现在她的第二本书也快写完了。
《出版人》：作为一家版权经纪公司的创始人，您如何看待版权的价值？
黄一琨：从业态角度来说，一个正常的出版市场应该有成熟的版权经纪，现在是太不正常了。前段时间有个出版商说终于悟出了“出版最重要的是版权”，我就想问他们搞了这么久都在搞什么？我难以理解。出版的核心，就是把作者的创意公之于众。首要的是作者的创意，再次是把它公之于众。实际上就是复制+传播，我们想想这几个环节大家都在怎么瞎搞，都违背出版本来的含义。
从版权、复制、传播这三个阶段来看，抓住版权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做过媒体的人都有深入骨髓的传播本性和能力，但我自己还是尽可能地克制，因为我觉得出版比传媒重要多了，而出版的重心就是上游的版权。
“版权代理和作者之间产生的信任是基于专业关系”
《出版人》：行距主要从哪里挖掘作者呢？您之前说行距做的是桥梁工作，那么当作者出版了第一本书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获得了出版社的追捧，行距如何留住作者呢？
黄一琨：我们原本是对互联网的写作社区抱有期待的，我早期去简书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包括我们也从知乎、豆瓣上挖掘作者，但是收获不大。现在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像记者，可能在各个地方发现线索，给作者留言，等作者回信。现在的写作者之间彼此也有交集，别人推荐的、主动来找我们的也多了起来。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公司来说，错判是很严重的。一个好选题和一个差选题所耗费的时间是一样多的，所以机会成本很高。
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之前不是没有人琢磨过做中国优秀作家的海外代理，那么金宇澄为什么会选择彭伦做他的代理呢？主要的原因还是专业，版权代理和作者之间产生的信任是基于专业关系。
留存作者其实就是延长服务期限。以前网文作者与平台的签约期限是10年，后来有的改成了15年。我觉得这是平台对自己的不自信。我们一般都跟作者签5年，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自信，二是谦卑。自信在于我能服务好作者，作者就会继续跟我们合作。谦卑是我们能为作者做的的确有限。5年大家觉得合适，那咱们再续，不合适，就体体面面地互相离开。
从公司角度来说，对作者的服务质量很关键，合同不要欺负人，结算要及时要透明，然后尽可能给作品找到好的出版机会。续签的时候要早一点谈，避免因为合约到期了，然后又是抢手的作者，那肯定多的是人来找。
很多同行连基本的情况都没搞清楚，就跟作者说作品交给我们来出版吧，都期待空手套白狼。但有些时候作者只有一个出版计划，稿子还不成型，出版人很少能盯得那么细，从策划到写作都参与进去，但我们可以做到，这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像《祥瑞》的第二本是什么样的、怎么策划的，什么思路我们已经讨论完了。反正也靠一些不争气的同行帮衬吧，作者跟我们关系越来越紧密了。（笑）
《出版人》：您所说的“不争气的同行”具体“不争气”在哪些方面？
黄一琨：我觉得出版从业者能更尊重这个行业，按规律去考虑问题就会好很多。比如说，先从理论上弄明白出版业最重要的是版权，出版资格考试用50分论述题论述清楚了，再拿资格证。
出版不是简单的卖货，书卖出去了，都不去看你的读者是谁，早晚会“死”的，然后”死“掉的就说：“唉呀，这个行业太难了！”
做这一行是没有休息的，你要时刻关注你周围的人在读什么书、周围的人在琢磨什么、当下的舆论舆情是什么、你的选题思路是什么·······这些应该是出版人一直在思考的。
比如说《祥瑞》，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长销书，因为它的阅读是有门槛的，它的读者其实就是读汗青堂、甲骨文的读者，这些书介于学术跟大众之间，但又比一般的大众书水准高很多。一本书健康的状态就应当是长销书，一步到位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情。现在大家总是要么听渠道的，要么听发行的，渠道和发行实质上只是管道，就像水通过管道流向池塘，你想知道水在哪里应该问池塘，而不是问水管。
《出版人》：行距现在有能力去面对池塘（读者）吗？
黄一琨：我们说句大话，其实就是艺高人胆大，我们就基于对内容的判断加上勤快，时刻注意去采集信息。比如像汗青堂、甲骨文销量的趋势，很多人可能看到了，但没有留心，我把这些数据作为我们原创历史销量的判断。再比如像非虚构，首先我关注社会话题，其次从市场的角度看也不会错的，像销售排行榜，只看排名前10头部畅销书，可能会带来错判，但20~30名是不会有问题的，要去看看那些书怎么能卖钱。
“只要我还在管理行距，就绝不会做图书公司”
《出版人》：除了原创历史，您还看到了哪些机会？未来行距发展的面向是什么？
黄一琨：第一个是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议题的非虚构，另一种是文学性的非虚构。《我的二本学生》就是典型的社会议题的非虚构，这本书在市场上反响强烈，至于何以达到这样的影响力以及有没有类似的议题是需要出版人研究的。《重走》则是后者，它的尺度小一些，但文学性更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排行榜上的选题就是风向标。
第二个非常大的机会是小说，受现在社会环境的影响，小说会逐渐成为类口红的存在，同时也有不少优秀的本土作者值得被挖掘。像张忌，他2016年在《收获》杂志发表了《出家》，当时杂志社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他，说这个人特别有才华。后来我向大方引介了张忌，《南货店》出版之后，他的影视版权就超过百万。
这样的作者，出版人培育他所付出的成本某种意义上来说很低的。他是一块被低估的玉，你从石头中发现他所付出的代价并不高，这样的作者我一想能想到好多个。
明年，我们有三部小说作品会在中信大方出版，这三位作者，有的是投稿来的素人，有的不完全是新人但缺一本代表作，他们的作品代表着行距目前对小说文本的理解和选择。
《出版人》：您是如何感知当下的图书公司的？是否想要更进一步向图书公司转型？
黄一琨：我今年看了一些图书公司的书单，发现他们的选题能力江河日下，普遍受制于要做畅销书的这个思路。2013年左右，我正好进入出版行业，那时的畅销书就呈现出同质化的特点，这直接导致了对选题的负向激励，大家拼命地同题操作。所以有些图书公司现在遭遇的危机，无论是疫情还是媒介环境，都是最后一根稻草，只是加速它的衰退而已，是过去几年瞎胡闹导致的。
我们不管做成什么样，绝不会做图书公司。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跟我个人有关，我兴趣比较广泛，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但做图书公司不可避免地会迅速定型，你只能在1~2个领域里有自己的优势。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控制不了，如果我们做好了，团队壮大了，会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书商都是这样，有了一两本不管是主动判断还是猜中了做成了的选题后，迅速复制，大量复制带来团队扩张，团队扩张后又要继续复制选题，最后就是恶性循环。
我对图书公司的判断是，三四十个人以上的团队能良性发展的概率是很低的，必须要小团队，一定要克制扩张冲动，否则很难，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看是这样的。我们所处的市场规模大，但我们的原创作者整体太差了，外版书又因为竞争激烈，版权费用水涨船高，图书公司能怎么做呢？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只要我还在管理行距，就绝不会做图书公司。
“我特别忌讳蠢钱”
《出版人》：行距平均一年有多少个品种授权？会像西方版权经纪人那样深度参与到作者的创作中去吗？
黄一琨：今年授权的有30来种。我们现在一年会有两次重点推书，一次是春夏，一次是年底。每一次重点推20~30种，这样未来一年大概有30多种新授权。但是就算快的话，这些授权的书也要一年以后才能面世。
行距现在基本上已经良性地运转起来了，正常地授权、有新书上市；签约新作者、续约老作者，所以只要我们能继续活下来，不头脑一热做图书公司，就会慢慢往前滚动。经验在累积，版权也在累积，别人不一定看得上，但我自己觉得还挺自由的。
在作者创作方面，我们就是深度参与，所以这也是作者有时候离不开我们的原因，没我们，有些书真的可能就出不来，同事很多时候是手把手地改。所以回头看出版行业的编辑真的懒，不光懒还矫情，整天讲情怀。
《出版人》：行距这个团队现在有多少人，主要的分工是怎样的？从寻找文本的角度来看，版代其实是个非标准化的工作，您在管理层面上是如何把握的？是过程指向还是结果指向？
黄一琨：7个人。主要就是按历史、非虚构和小说三条线，在文本和题材上考虑问题。我其实更担心的是我们的编辑会被人挖走，作者我倒不担心。（笑）行距的编辑比很多出版社的编室主任都强。
其实有足够长时间和耐心的结果指向，它就是个过程指向。做书这个事情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而且我觉得做这行就应该做到老。我们肯定是看过程，经过这几年，我还是比较有自信，当我们把过程做好了，结果一定不会差。
2020年我们是比较难的，疫情相当于让出版业歇了半年，然后就开始了报复性生产。转到2021年，像《秦制两千年》这些书的畅销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做版权经纪更大的乐趣是你能够跟真正有意思的作者交流，有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是在内容产品化的过程中享受乐趣，还是在更前面的版权发掘阶段享受乐趣。你不可能两者兼有，相应地，你不可能又做版权又做图书公司，图书公司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新鲜感，反而做版权经纪永远有一些作者让我们欣喜、吃惊。过去也会比较纠结，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编辑和作者，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但随着我们现在授权作品的质量越来越高，跟我们合作的出版人的整体水准也越来越高，像《秦制两千年》和《祥瑞》其实是我们形成了合力。出版人真正让这个作品能够成为一个产品，这就是社会分工。
《出版人》：行距到2022年10月就成立四年了，目前的投入和营收打平了吗？您是否考虑过引入资本？
黄一琨：我觉得2022年可以打平，即使没有打平的话，我们也不会很狼狈。因为我们的书在一本一本地出，而且2021年打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投入的钱还没有花完，而且花得比想象中还要少。
我从中信出版社出来参加创业的时候，接触了太多投文娱的投资人，他们自身的素养、视野、知识结构都很差，给的钱其实就是蠢钱。这个蠢首先体现在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化行业是没有标准可言的，其次是他们认为所有版权实现的媒介形式等于版权本身，就是要做IP，但是首先要考虑写作出版然后才有所谓的IP啊。
所以对于我而言，这些钱没有意义，而且我特别忌讳蠢钱。我志向也没那么大，岁数大了也经不起折腾，我不想给任何人打工。我可以这么说，过去每一次跟这些投资人聊天，都是对这个行业的侮辱和对我个人智商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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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亢姿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