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电话通知你几点过来的？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漫天雨水带来的微凉尚未散去，赶来面试的我，心中又碰上了一盆劈头盖脸的冰水。整间办公室顿时笼罩着尴尬、紧张的气氛，一个中年男人斜靠在大班椅上，漫不经心地看着我事先交去的简历，我坐在门旁的椅子上，完全跟等待命运宣判毫无异样：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住在哪里呀？”
“你之前在哪里工作过呀？”
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类目，他莫名其妙，又像饶有兴致地问起来，正当我规规矩矩地回答时，他顿时呛了一句：“说普通话！”——但明明我是用粤语接他说的粤语呀。
“如果让我们在你们当中选一人，你有什么优点让我们信服你能胜任这份工作？” 站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示意我看了看先到的一个应聘者，挑起了对阵架势。
“我写文章还是可以的。” 我无奈地吐出这句话后，他便带我到另一间办公室的电脑前，让我半小时把一篇写好的新闻稿重新编辑为内部发表和媒体外送两个版本。当我结束面试走出这栋小小的公安分局办公楼时，回望浅思，尽管应聘迟到，现实的我本就身份卑微，但仍深感仅有的尊严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我义愤填膺地默念：即便你们让我来工作，我也不会来的——事实上不受待见和故意刁难已经摊好了面试结果。我发泄强烈不满的情绪是人性必然，试想他们真的录用了我，寄人篱下恐怕也是当时的必然选择。
我大学毕业两年多以来，历经政府机关、国企、私企、社会团体等众多单位的面试，早已忘却那是第几次外出应聘了，客观原因导致的迟到被强压在心底，哪怕磨破嘴皮，我都狠命抓住一线希望展示自己期盼得以录用。“不到黄河心不死”或许是我贯穿多次应聘的真实写照，但凡看到大致符合自身条件的招聘信息，特别是文职类招聘，我都会放手一搏。摘掉庸碌无为的人生标签，告别卑躬屈膝的折腰生涯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没有后台、没有“关系”、没有地位的我在前进路上唯有一边默默忍受外界带来的种种刁难刻薄、工作压力，一边重新捡起散落遍地的心灵碎片慢慢拼合，百忍成金、坚定信念、厚积成果，沿着既定的公务员从业最终目标砥砺前行。
我大学毕业不久后，围绕文职类工作应聘辗转于珠海市内众多单位。有过面试失败的无功而返，见过性别歧视的天然门槛，趟过低薪文职的尴尬境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找工作的蹉跎岁月中，频频失手使我不得不改变择业观念，抱着尝试应聘其它工作，站稳脚跟后“骑驴找马”的心态再次发力。即便如此，我应聘钓具厂包装工被嫌效率低，当天晚上主管给我50元打发走人；应聘华发商都阅潮图书管理员遇上“滑铁卢”；应聘游艇厂文员空手而归……一次次残酷无情的现实不断冲击着我的心理防线，但同时一次次应聘经历也让我拥有了经验积淀，直至我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定工作。
令我颇受掣肘的是文职类工作招聘的性别歧视。大多数文员招聘第一要求就是女性，姣好面容、高挑身材、认真细心被潜意识定义为女性从事文职类工作的有效匹配砝码。一个相反的事实是，我从事统计文员时，全厂的阿姨一致认为我比历任女性统计文员更加认真和贴心。每当阿姨们向我指出我计算的产量与她们写的单据有偏差时，哪怕产量很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翻查统计表加以说明或更正。而我的前任，出现较大产量偏差时，也狠心当着阿姨的面不理不改。要知道，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阿姨们的辛勤付出，作为统计文员没有理由对数据偏差置若罔闻，否则便是失职。
“何健华，你是男生呀！”在校期间，老师们曾递给我这句刺耳的话。当时我无法理解遇到同样一件事，对男生、女生的要求为何存在较大区别：女生从不被叫去帮忙搬抬东西、女生稍微有点成绩就受到老师们热情洋溢的表扬，而我却比女生们多挨点批评。毕业后经过社会烽火洗礼，我终于明白了老师们“爱之深，责之切”的良苦用心。如果拥有生理优势的男生不以更高标准争取上进，不愿承担能力范围内的社会责任，那么注定成为埋没对象。话说回来，尽管文职类工作精工细活、工资偏低的特点像是不太适合男生去做，但从长远来看，打下牢固的工作经验根基才有机会获得更高层次的同类岗位——竞聘众多文科专业要求的公务员就是最好的事例证明。
从表面上看，各行各业的招聘岗位多不胜数，工作机会无时无刻存在，每个人都应该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但从实际上看，就业竞争白热化、招聘要求升级化、选人用人奇特化、岗位兼职多样化等诸多问题深刻影响着应聘者的前途命运。一方面，新时代发展变化倒逼人们不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水平，淘汰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落后者，有利于促进人才拔尖多样化；另一方面，人们常说工作“从低做起”，本来一些匹配低技能要求岗位的人由于招聘方过度挑剔，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在这个应聘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是初涉世面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年轻人缺少实践机会的话，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去找工作，等待他们的将是接二连三的质疑和冷落。
改革开放40年来，稳定宽松的国内环境给怀揣梦想的人播撒了希望的种子，每个人都享有一定的发展机遇，但社会在急剧变化中至今未能破除不当条件限制和思想固化藩篱。比如政府机关招聘合同工基本要求学历至少是全日制本科，当中问题不在于他们因择优录用而排斥非全日制学历的人，关键此举破坏了国民教育序列的均等性。本来国民高等教育序列是指普通高等全日制毕业生、自学考试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远程教育毕业生等。并且从法律意义上讲，无论是不是全日制，同等学历都要一视同仁，都是被国家和社会承认的。从事实上讲，全日制学历与非全日制学历，乃至学历高低都不是判断工作好坏的重要因素。与其认定全日制学历的人比非全日制学历的人好，不如反思和改革流于形式、“注水”不断的非全日制教育。
“得就得，唔得翻顺德”（粤语）。1990年代，时任广州市市长黎子流立下“军令状”，以实际行动成功解决了当时广州的民生用电问题。他更以巨大勇气和远见卓识终结了广州地铁长达近30年的论证期，推动广州地铁正式施工，走向运营。这位广东省省会的“平民市长”曾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和非议：一是他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学识才能“凭证”。他的全部求学经历是只在学校读过两年书，后来进党校学习了两个月；二是他完全不熟悉广州的情况，对他主政广州持不认可态度。后来实践充分证明，面对广州多年来积累的社会民生问题，黎子流以他独特丰富的智慧带领人们顺利走出难关，赢得了广州人的信任和支持。可见，学历并非是工作水平的“测评神器”。
每一步都是领悟，自己的高峰自己建筑。生命爆发出无穷的力度，去推开未来的窗户。中国青年坚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他们上下求索，不懈努力，然而留给他们绽放青春活力的舞台又是那样狭小。好不容易自考本科成功，立马被人贴上“非全日制本科”标签挡在求职门外，国家教育部从未认真对非全日制学历教育进行有效的正规化改革，使得“同等学历同等看待”成为一个笑柄，获得全日制学历身份又几乎只有高考一条路可走，针对社会学员培养的技术技能校企合作体系尚未形成，一批批本来可以为大众提供优质服务，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人被“唯学历论”无情抛弃，迷失突围方向……这些进退两难的失落者，岂不为之痛惜哉？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回首当年踏入大学的那一刻，我没有满载激情随时准备挑战未来，但也不曾对将来时光失去信心。我谦虚谨慎地向别人表明自己无悔担当、行稳致远的心态从不改变，倘若问我理想如何，我淡然回应：做自己想做的文职工作，随遇而安。庆幸自己没有年少轻狂而是估计不足，庆幸自己顽强拼搏而不是怨天尤人，否则毕业后连连失利的应聘阴云早已击垮我至九霄云外。曾在灿烂星空下仰天长啸，回放种种嘲弄和压抑后，我有过向命运妥协的想法，为了避免身无长物，我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择业计划，选择去多个行业谋求一个小饭碗。放弃理想也许是暂时搁置，也许会终身遗憾，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可谁又能跟生存、跟钱掰手腕呢？数月前我坐在办公室，做的是喜爱的文职工作，现在我是一名勤务辅警，辞职意味着从头再来，我还有多少赌注投入到无休止的竞争当中呢？
打下稳固的经济基础，配足自己的生活成本其实是年轻人实现理想的首要条件。有了工作，才有收入，有了收入，才能支撑起将来为跳槽付出的伙食费、车费、房租和水电费；工作之余，备考本科或公务员才会生成自我加压的十足干劲和避免失败的救生气垫。
有过数段工作经历的我，深刻认识到每一份工作背后，除了难以启齿的工作压力以外，还存在着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俨然成为生存游戏的金科玉律。很多人提出自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也希望别人不虚不假。试问做一个老实人，风险之大、难度之高，众所周知。一个单位，为了避免领导的指责、同事的排斥，有多少人能不圆滑处事，不想着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我也说过违心的假话，但绝不是心机，更不会害人，仅是为了保护自己。我跟别人交流的除笑话外的大多数话基本上都是真话，我也希望别人能真诚相待，只可惜我遇过多次自己真诚待人，别人却误当笑话或敷衍逢迎的事，我内心不得不变得疲倦了。
你再有能力也比不上关系户；你再高水平还得屈从大权力；你再不努力就端不了破饭碗。面对人情社会、“官本位”思想、贫富差距拉大等多重顽疾交织碰撞，我们不得不抛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现实”的论调，我们不得不在社会大染缸中独善其身，但我始终相信，醉生梦死于灯红酒绿的庙堂高人只会成为蓄势待发者的垫脚石。
我大学毕业后去过数个政府机关工作，有些亲朋好友听闻我的工作单位后，不约而同地连声称好，我一笑置之，然后跟他们说：“我只是一个劳务派遣工，说白了就是一个临时工。”劳务派遣用工制度是我国法律明文允许的用工制度，并且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用工数量也是有限制的。但是现在政府机关不加节制地大量采用这一用工制度招聘编外人员，甚至连一些政府部门招聘主营业务的重要岗位如消防员、审计员等都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制度。政府会打着“购买服务”或者“人才租赁”旗号招聘编外人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拿的都是比在编人员低得多的工资，并且两者存在较大的社会地位差距。编外人员往往被强加工作量，他们工作做得再好也基本不会有升迁、转正的可能性，日后能否加工资也是未知数。工作出色的编外人员甚至被在编人员漠视，加上大多数编外人员跟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旦犯点错误，或者用工单位的人看不顺眼，就可能被辞退；一旦有些事情搞砸了，上级追究责任时，编外人员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用工单位的人会说：“就是他这个临时工在某个环节出错了，才酿成了这个后果。”而且还可能加上一句：“他只是派遣过来帮我们干活的，不是我们的人。”
劳务派遣用工本身就是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人明明跟这个单位打工，却又跟第三方签合同，违背了“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即便劳务派遣公司为用工单位减轻了人员招聘、核发员工工资、缴纳员工社保和公积金等多项业务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弊比利更加突出：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容易产生推诿扯皮，配合效率低下，甚至联合剥削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失当状况。劳动者在自己应得且不多的工资中还要扣除一部分给劳务派遣公司当作服务费，等于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一部分给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吃。有些劳务派遣公司是政府机关招聘编外人员的定点机构，当出现劳务纠纷时，劳务派遣公司不一定会帮助或帮不了跟他们签合同的编外人员说几句公道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是编外人员普遍的艰难生存缩影。在拥有巨大经济总量的中国，有一群自力更生、辛勤劳动，热切期待名正言顺、尊严回归的人，请记住，他们是披着狼皮匍匐前进的新型临时工。
弹指一挥间的两年多，错愕误踏万千旅，谁人知我此时情？江河污浊身奇净，遥指红花一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