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传说是胡适说的，后来有人考证，说胡适压根没说过，并指出了一段材料，来证明“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说的哲学，不是历史。

我们这里不讨论这话是不是胡适说的，但我们以这句话作为本篇的起点与基调。

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句话体现了他的研究方法，即假设在先，求证在后。这也是正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这里的假设也是有依据的假设，不能胡乱就假设一个命题；求证也是非常小心翼翼，不能出一点马虎。有了假设，混乱的史料便一下变得有了秩序，射箭也就有了靶心。可以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都是先部分归纳，提出假设，再去做实验小心求证的。人文学科也这样，但是具体情况就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为这个假设会比自然科学更容易天马行空。而且人文学科也是不能做实验的，只能再通过对已有事实的归纳验证以前的假设。就历史学科来说，史料错综复杂，真假难辨，要找出一个没有异本的说法都困难，这样怎么归纳呢？于是，假设的力量就来了。当假设能够自圆其说的时候，便成了真理。并不是说历史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在纯客观的历史进程中或许真有铁打的真理，然而在纸堆中的历史真理总不是那么靠得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们无法重现过去。

我们这里单说历史研究中假设在先的坏处。有人不承认他的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原因是他相信自己有鉴别史料真伪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在真实的史料下所得的理论必然就不会是假设了。但是历史事件千缠百绕，我们无法把握某一事件所处环境的全部细节，更不用说去记录了。我们既然无法了解史料的完全的背景，怎么确定理论之确切？又有人说，他的理论是有限条件下的真实理论。这本身就是不自洽的说法，既然有限，就说明考虑不充分。人文研究和自然研究不同，自然研究可以用严格的单一变量法确定有限条件对事实的真实影响，人文研究就不行，因为无法保证其他变量不变。如果人文学科说有限条件，也是武断地无视其他条件来说的有限，其理论猜测的成分远大于真实的情况。

于是我们似乎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无法确知真实的历史。

但是我们知道部分的历史。虽不见得必然真实，却足以作为生活的参考；虽不见得全面，却足以营造我们的思想。历史是服务于生活的，历史是用来塑造人格的。每个人都应当建立自己的历史观，或者至少要有对自己所接受的历史观进行批判的能力。

出于一些传统的观念，很多社会为维持自己的稳定，努力进行思想的统一。而最急功近利的做法，就是塑造一个对统治者或在部分人看来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历史模型，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处于思想成长阶段的孩子们。大家的思维逻辑都是差不多的，当接触到同样的历史模型，产生的反应也都是相似的，思想自然变得比较统一。当然，这个历史模型不过是个假设而已，能否真站得住脚，出于现实的考虑，并不重要。官方框架下的历史总显得不太真实，因为它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难免会涂抹掉一些于现实不利的污点或者夸大某些于现实有利的事件。

有的时候，著史的人受社会历史框架的困限而不自知，自以为写出客观公正的历史，实际并没有脱出固有的成见。吴相湘写《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的时候，李敖劝他不要写，因为他写的史观并不客观，写出来的东西虽有详尽的史料支持，总脱不出局促的国民党方面的视野。这种书因为自称客观公正，又有严谨的史学功力支持，最容易让读者不知不觉地陷于其中。

摆脱成见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已经摆脱成见，其实并非真的摆脱了成见，而只是转头掉入了另一个成见的深坑里。在一个历史框架里批评另一个历史框架总是很容易的，跟自言自语一样的容易。站在两个历史框架之间而各有取舍却不容易。跳出所有的历史框架，更不容易。你也许会问，跳出所有的历史框架之后是什么样子呢？答案是掉进自己的历史框架里。

自己的历史框架，也不是说掉进去就能掉进去的，我们首先得仔细把它搭建好。营造自己的历史框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毕竟我们不可能整天泡在历史书里，专门研究几年来建立自己的历史观。我们接受的历史是零碎的，很多情况下是非学术的。非学术的历史有个坏处，就是作者不需要为自己的学术声誉负责，大多数主观性太强。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持一个开放的胸襟，接受各种说法，同时批判各种说法。接受各种说法，因为即使某种说法明显是错的，我们仍可以对这个说法的提出背景及动机作思考；批判各种说法，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模糊的，不管什么说法，总会有漏洞。等到自己的历史观成形，我们的思想才算独立，自我才真正挺立起来。

我们需要自己的历史框架，至少，这个坑是自己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