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时候每到江南的梅雨季，整个世界就像浮沉在海中的船。狂风大作，张开连天接地的雨幕，所有的一切都会埋进水里。

那时我住在城市中心一栋六层小楼的三楼。因为这座丘陵城市，拥有整个长江沿岸最悲剧的排水系统。而我那栋处于市中心最低区域的小楼，被建在了直径一百米的人工盆地里。每当梅雨季节降临，我总能在某个清晨看见小船从我窗沿下划过的奇景。

那样的早晨，我会兴冲冲的跳下床，赤着脚‘吧嗒吧嗒’地跑到窗口。一推开窗，窗外喧哗的人声，哗哗的水声，便伴着蒙蒙细雨飘进屋里。

“小马，把窗关了。一会水潲你屋里。”撑船的郭叔叔抄着口标准的家乡话，在隔壁的窗口接了他儿子小郭，小船载着两人摇摇摆摆的从我窗前飘过，船舷磕在我的窗沿上发出‘嘣嘣’的脆响。

在小船周围，这直径一百米的水面上，还有更多的大木盆载着赶去上学的孩子，像叶叶硕大的睡莲飘飘荡荡。那时我们皆正当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年纪。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挂着紧张又新奇的笑容，互相挤眉弄眼的笑闹着。我也混杂其间，如同一群在民间传说里顺流而来的孩童，转眼间又顺流而去。长大后每每回忆至此，童年便荡漾起几分水城威尼斯的风情。

那时节我们从家里进出，大多是走窗户。因为门外的走道，总被从一二楼住户家中抢出的杂物堆得满满当当。如果你稍稍留意那些杂物，你会发现另一件怪事。那就是二楼的住户永远比一楼的损失更加惨重。

这要归咎于楼里人奇怪的习惯。即使所有人都知道水涨得很快，当听到有人在夜里高呼“发水啦！”，包括二楼住户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先冲向一楼。大人扛桌椅电器，孩子抱衣被碗盆，蚁群般把所有能挪动的都往四五楼运。以至于水涨到二楼时，还有住在二楼的叔伯，在往五楼扛一楼住户的衣柜。

那时候，我总能看见住二楼的李叔满头大汉的从楼上奔下来，站在我家门前看着离水面只有一头距离的上门框搓手顿脚。这时，一楼的张瘸子就像只肥硕的河马，推着几个堆满东西的大木盆，扬着下巴从水里一点点爬上来。两人身上或汗或水，互相递了颗烟，就这么湿哒哒的瘫在地上，相视苦笑。

入夜后，水还没退尽。屋内的灯光，楼梯间的烛光，照的楼里三层以上到处灯火通明。楼里的大人们都聚在六楼。那里对门的两间屋大门敞开，里面却听不见太多灾后的悲苦。四五桌从各家拿出的酒菜，人挨着人从两边的客厅聚拢到门外的走廊。热闹的像是场节宴。

那一刻，整栋楼就像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大人喝酒骂街，不时踹一脚自家在桌下钻来钻去的傻儿子。孩子们也挥舞着铁皮手电筒，楼上楼下地疯跑。在因杂物堆叠而狭窄曲折的空间里，玩着我们凭幻想支撑的游戏。

在我三楼的窗台，我把一艘纸船放进我窗台下有灯火倒影的水里。幼年的我就这么傻傻的看着它，从我的童年出发，把那栋喧闹却温暖，飘荡着醉人香气的小楼抛在身后，在细密的雨中颠簸着，飘向远方的万家灯火。

我童年生活的那栋小楼，就像在风雨飘摇的城市小小的灯塔。大雨中那一扇扇透着暖黄灯光的窗口，照亮了所有凄风苦雨的夜晚。那些彻夜欢笑的日子，裹着浓浓的人情味。

后来我长高了，楼也长高了。看着二十六层的窗外那如雾如霾的烟气，我想起新房的窗唯一被打开的那次，狂风呜咽，通体生寒。从此，家里的窗我再也没打开过。

面对着视野开阔，却只能紧闭的窗。我总会忍不住向人提起，我童年那扇来在三楼，每个雨季都有船飘过的小窗。每个梦着小船，木盆，窗沿，耳边听着那阵阵嬉闹笑骂的夜。我仿佛又回到那个众人围坐，灯光温暖的房子。我左顾右盼，捂着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零食，傻笑着混进扎堆的小伙伴里。

直到邻居闹离婚的摔打把我惊醒。他们在我门外的走廊里互相辱骂，厮打，哭号，仿佛世界已经崩塌。整栋楼却依然沉默的如同坟墓，静静地在漆黑的夜里假寐。

愣愣的仿佛还没从时才的梦里完全醒来，我忽然想去说点什么，也在这个想法诞生的同时忽然想起，这栋高高的楼里，我们彼此再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