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坚持说今不如古，一定有人说这太偏激。但是，纵然今天有诸多进步，于道德操守而言，古人比我们强多了。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 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 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左传·襄公三年》）
看明白了吗？祁奚就是祁黄羊，大王让他推荐官吏，他先是推荐了仇人解狐，后是推荐了自己儿子祁午。祁奚荐人只考虑是否适合这个职位，而不考虑与自己的关系，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坚持的就是公道。这种美德，今天有多少做的到？
对于今天的多数人而言，公道早已成了稀缺资源，他们考虑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仅剩下一个字:我。也就是一切从我出发考虑问题，而不去考虑公平正义。
比如，选拔官员和评先树优时的投票，有多少人真正深度思考了谁适合这个职位？谁真正公正无私兢兢业业？谁是真正最优秀的？不能说没有，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谁和我关系好、谁选上对我最有利，我就把票投给谁，管他什么公平正义。于是，敢作敢当的、仗义执言的、雷厉风行的总也比不过那些善于协调关系的所谓“老好人”。
比如就某项制度措施征求意见，往往收上来的意见千奇百怪。其实仔细分析后见怪不怪了，对许多意见建议而言，对其自身有利的保留，损害自身利益的舍弃修改，顺我者喜逆我者弃，就这么简单。至于自己的意见建议是否对大局有益是否对工作有利，那是根本不去考虑的。
有些人，当儿子的时候就鼓吹儿权否定父权，要求当爹的讲民主；有朝一日当了爹，便迅速转过嘴脸否定儿权鼓吹父权，要求儿子们讲顺从。说白了，真理道义是要随着他地位身份改变而改变的，美其名曰此一时彼一时。就像有些领导干部，碰上别人的事，什么原则政策影响都要面面俱到；碰上他自己的事，什么网开一面下不为例都可以，甚至还要大胆闯大胆试勇于创新，反正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不了算交学费。
古之圣贤也好，西方贵族也罢，他们却做到了不以小我为圆心考虑问题，而以公道公平为底线说话，这就是差别。从这一点上看，说今不如昔东不如西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