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范军《大宋权力场》的书评。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宋庆历四年，也就是公元 1044 年，当知谏院欧阳修大义凛然地在上书宋仁宗的《朋党论》里写下这些话时，自是无愧家国，亦无愧青史，为了自己主持的庆历新政，孜孜不倦地寻找理论支撑。然而身为宋臣，高居庙堂，拳拳之心写于奏表之后自有其命运，文德殿内群臣百张口舌对其正正反反解释争辩，便再不受欧阳修左右。于是，一篇《朋党论》就成了政敌攻讦欧阳文忠公结党的口实。
《大宋权力场》一书里，作者范军对这千古名篇《朋党论》的评价是：「欧阳修的说法其实既有史实方面的错误，也存在立论上的问题，很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这一评价可谓中肯。欧阳修想做的，乃是推翻自古以来「党争祸国」的定论，自立一套「君子党兴国」的说辞。承认「君子党」的存在非同小可，也无怪于引起宋仁宗的疑心。
其实「朋党」之所以成问题，且历朝历代功臣明相自知禁绝结党，并不在于结党之人都是出于营私，这也是欧阳文忠公《朋党论》里力图证明的。问题在于，一旦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为朋党，就必然同荣辱共进退。哪怕是抱以忠君为国之心，假以时日，也会被这一群同样以为自己「忠君为国」的士大夫裹挟，个人的意见淹没于集体的洪流之中。大家都觉得自己守道义之信，遵忠义之节，那万一，这群结党的人都是错的呢？
比如，一致反对变法改革？
说到底，范军先生的《大宋权力场》，表面上是历史剧里司空见惯的手腕，处心积虑的缠斗，内核却是关于北宋变法的一段风云诡谲，荡气回肠。范军先生下笔错落而有致，态度中立而缓和，让读者看到，这权力场上没有人是出于一己之私。即使是变法的反对派，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不惜直言相谏冒犯神宗，他们中间哪一个不是心系天下苍生大宋安危的君子？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王安石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开启了自己在北宋政坛的神话。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 1069 年，王安石文德殿侍讲，官拜参知政事，推行变法。用《大宋权力场》作者范军的话来说，他「就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搞得北宋政界文坛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是历史课本上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话说回来，所谓「举措的不合时宜与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大宋权力场》也说明了是保守派的阻挠，故意曲解王安石新法的含义，以达到激起民愤抗拒新法的目的。这么看来，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岂不是愚昧之至，是北宋积贫积弱、冗官冗员的千古罪人？
作者范军大概不是这样想的，尽管他没有明说。我们是开了天眼来看变法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马法。现在的我们知道新法行之有效，是因为后来的历史走向证实了新法行之有效。若回到北宋，站在文德殿内，是支持王安石，还是支持韩琦司马光，并没有我们身为一千年后的读者看得这样清楚。
这变法，万一变出了问题，断送了这千里江山万年社稷，才真的是千古罪人。
保守派反对变法，也和主导变法的王安石一样，不过是为大宋兴国图强，谋长远之计。他们之间斗争得再厉害，也光明磊落，只在治国理念的分歧，多数都不计较利益。明显的，若反对变法都是计较自己的利益，司马光、欧阳修、韩琦、苏轼，这一干人等，何以被一贬再贬，一罢再罢，都坚持不悔改，一反到底？
范军说：
韩琦反对变法，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宁和广大官员的幸福生活；
司马光认为，大宋有救。新法一废，大宋必将触底反弹，一切都将回到正轨。
苏轼质问吕惠卿，新法中哪一部法律是恩泽市民的？没有！
这大概就是作者的态度，一位历史作者当有的客观中立态度。任他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喊得再响，也不要误解了这群旗帜鲜明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维护祖宗江山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