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发展从两汉开始，跨越千年，到了国朝又迎接来了又一次的兴盛。两汉时期
的经学之所以能够昌盛，是因为皇帝能够尊崇经学，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
统。国朝在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这件事上，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朝代。康
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
康熙六十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
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
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作为开头，共分十类。汉朝皇帝虽然召
开了石渠阁、白虎观这样的会议但是未曾著书，唐朝皇帝御注《孝经》但没有听说
他精通六艺。国朝这些巨著，都是珍贵文献，颁布于学官后，对弟子有教育作用。
经过明朝经学极其衰微之后，国朝经学推崇实学，力图恢复汉朝经学昌明时代，实
在是唐宋无法与国朝相比。乾隆五十八年，皇帝下诏刊行十三经于太学，这个十三
经根据开成石经，并根据其他好的底本进行了校勘，很多地方都有所订正。嘉庆八
年，又再次修改，这本书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有近也有远。经学之所以由衰落又再次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明
朝用八股选拔人才，到了明朝末年其危害已经很明显了。顾炎武称：“八股文的危
害比焚书都要大。”阎若璩称：“学者的学问不通古今，到了明朝时这个问题最为
严重。”一时间有识之士们都痛批时文的错误，抛弃虚学，崇尚实学，希望能够挽
回学术风气。当时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有过人的才华和学问。然后毛奇
龄、阎若璩等接踵而来，考定校勘越来越精细。这是近因。
另外一方面，朱熹在宋代儒生中，学问最为笃实。元朝和明朝崇尚朱熹的学说，但
是没有全部得到朱熹学说的宗旨。朱熹经常教人多看注疏，不要轻易的议论汉朝儒
生的对错。又说：“汉魏时代的儒学者，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对经
学的发展功劳非常大”。后来宋孝宗去世，宁宗即位，读到《仪礼疏》时，郑玄回
答赵商问父有残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大为佩服。称礼经的文章如果没有郑玄，
这事估计肯定没有最后的结论。朱熹晚年的时候编写《仪礼经传通解》，就是因为
这件事，可惜书未写完朱熹就去世了。元明两朝取士，专门取朱熹中年一些还没有
定论的观点，当时的读书人都认为这些是比较容易的。元朝本来就不重视经学，科
举也不总举行，明朝也不尊重经书，科举的方式特别简陋。由此看后人只是尊敬朱
熹的名字，而不去考察朱熹思想的核心观点，这也不能怪朱熹。朱熹能够尊崇古义
，所以跟随朱熹学习的学者：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都很有经学根底的。王
应麟收集《三家诗》与郑玄的《易注》，开创了国朝辑古代佚书的流派。王应麟、
顾炎武、黄宗羲三位大儒，潜心研究朱熹的学问，开创了国朝汉学宋学兼采的流派
。这是远因。圣人的经书，本来就像日月一样，一直在发光，这是常理，由于以上
这两个原因，再加上国朝皇帝能够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经学在国朝自
然就又再一次兴盛起来。
学术发展由衰落到再次兴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由近复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国
朝初年的儒生们，研究经学选用汉、唐注疏和宋元明等朝代比较好的学说。后人评
价此为汉宋兼采学派。而那些学者在当时也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没有想过非要自
成一家。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认为黄宗羲和顾炎武两家学说，都是真正领
悟到了宋学的本质，但是也认为汉学也是不能荒废的，所以又将两人的故事放在书
的后面。我认为国朝初年很多儒生的学术成就都很高，不只有这两位，《汉学师承
记》首先列出了阎若璩，江藩认为阎若璩的学说为真知灼见；不过我认为阎若璩的
功劳在于考定《古文尚书》是伪书，但是他的《疏证》中采信蔡《传》臆想的事实
，并用邵雍的方法推测年代；他说《诗》时，认为王柏的《诗疑》是正确的，赞成
郑风和卫风可以删掉，这些都是用了宋学，显然是背离汉学的。江藩对黄、顾二人
非常刻薄，而对阎又非常宽容，究其原因是江藩并没有仔细的考察《疏证》这本书
。
在当时，胡渭所写《易图辨明》能够写出《图》和《书》的错误，是好的；但是他
也用《洪范》来攻击汉儒的很多缺点。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能够反驳宋儒，表
达毛诗的真实含义，但他的书中又夹杂了佛教的学说。万斯大和方苞等人都是精通
三礼，他们大多相信宋儒而怀疑汉儒。这些中没有被宋学影响的只有毛奇龄，毛每
个观点都要与朱熹不同。朱熹怀疑伪孔传，毛就认为伪孔传可信；朱熹相信《仪礼
》，毛就认为《仪礼》可疑，不过这些也是朱熹正确而毛奇龄有错误的地方。虽然
当时的学术界还有门户之见，但是方法已经可行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冷静客
观，能够体谅这些学者当时学习的苦心，不要一味地谴责他们守护绝学的方法是否
正确。
雍正乾隆皇帝后，古代的书籍慢慢的被人发现整理，进而经义越来越彰明。惠栋、
戴震等诸儒生，举起汉学大旗，全部抛弃宋学。惠周惕、其子惠士奇、其孙惠栋，
三代传经。惠栋造诣尤其深厚，写出了《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
九经古义》等书。人们都认为他如果在汉朝，就是何休、服子慎这样的水平。惠氏
红豆山斋的楹帖上写的是“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这也说明惠氏的学问没有
看轻宋儒。戴震写了《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
《尔雅文字考》，兼通历法算数声韵学，他的学问本出自江永，因为他是江永的学
生。他认为江永的学问算是自从汉朝的经师郑玄以来的第二人。江永曾经为《朱子
近思录》作注，他所编撰的《礼经纲目》，核心思想也出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
》。戴震写了《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很多对经的理解与朱熹相抵触，但
也都只是在争辩一个理字。他的《毛郑诗考正》采用朱熹的学说。段玉裁做过戴震
的学生，段玉裁认为戴震应该和朱熹有同样的地位。他又在朱熹的《小学》的跋中
写道：“有人说汉朝人将小学称为六书，这不是朱熹说过的话，这是错误的。汉人
说的小学只是一艺而已，而朱熹说的小学却是启蒙教养的全部功夫。”
段玉裁十分精通小学，但是却不以汉人的小学来看轻朱熹的小学，所以江永、戴震
和段玉裁也没有不尊敬过宋儒。宋儒说解经书虽然不合古义，但是宋儒的学问也无
愧于古人。况且宋儒分析义理精深，有很多独到之处。上面说的惠氏、江永、戴震
、段玉裁等都是举汉学的大旗，但是也没有抹杀宋学。学习在于求得心得，不要做
门户之争，因为那样就会起无谓的争斗。焦循（应该是龚自珍）曾经认为江藩的《
国朝汉学师承记》应该更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认为他这个名字起的有问题。
江藩不改，于是方东树就写了《汉学商兑》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藩的书里还
有门户之争，这是小的瑕疵；但是方东树以私意去诋毁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打着
扬宋抑汉的旗号，实际上确是写禅学，他写的《书林扬觯》表面是儒学，实际是禅
学，这些都不值得去看。
国朝经师，能继承汉学传统的，有二件事。一是传家法。比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
段的师承等。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江声的弟子有孙沅，孙沅的弟子有顾广
圻、江藩。江藩又向余萧客学习。王鸣盛、钱大昕、王昶都曾经向惠栋学习过。钱
大昕有弟弟钱大昭，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段玉裁有女婿龚丽正
，外孙龚自珍。金榜师从江永。王念孙师从戴震，传子王引之。孔广森也是师从戴
震。这些内容都可以参见《汉学师承记》。其他的还有：阳湖庄氏的《公羊》学，
传给了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的《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给
他的儿子乔枞；这些学术都是有渊源的。
另外一件事叫做守专门。阮元说：“张惠言的《虞氏易》，孔广森的《公羊春秋》
，都是自守专门的学问。”除了阮元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例如王鸣盛的《
尚书后案》，专门研究郑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的
《今文尚书经说考》，专门考察今文；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毛诗传疏
》，只以《毛诗》为宗；迮鹤寿的《齐诗翼奉学》，发展齐《诗》的思想；陈乔枞
的《三家诗遗说考》，同时考察鲁、齐、韩《诗》三家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
都是以《公羊》学为宗，陈立的《义疏尤备》；柳兴宗的《榖梁大义述》，许桂林
的《榖梁释例》都是以《榖梁》学为宗，钟文烝的《补注》尤其详细齐备；《周官
》方面有沈彤的《禄田考》，王鸣盛的《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仪礼
》方面有胡匡衷的《释官》，胡培翚的《正义》；《论语》有宋翔凤的《说义》，
刘宝楠的《正义》；《孟子》有焦循的《正义》；《尔雅》有邵晋涵的《正义》，
郝懿行的《义疏》；这些学说都是自成一家之学。这种家法专门的方法，在汉朝以
后已经绝迹了，到了国朝又被重新使用起来，该方法这样能够保证家法有渊源，知
识不混杂。国朝像这样的名家辈出，上面只是举了主要的例子而已。
国朝的经师对后人有功的有三件事。一是辑佚书。两汉今文经学家的学说消亡于魏
、晋时期；古文经学家的学说，比如：郑玄的《易》，马融、郑玄的《书》，贾逵
、服虔的《春秋》，都亡佚于唐、宋以后。宋朝的王应麟曾经辑《三家诗》和郑氏
《易注》，虽然不算齐备，但也开了令亡佚的古书而又重现于世的先河。到了国朝
这门学问极其兴盛。惠栋教弟子时，亲授体例，让弟子们分别去辑古书。余萧客的
《古经解钩沉》，就是采用唐以前的旧学说，还算齐备。王谟的《汉魏遗书钞》，
章宗源的《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时期的经说非常多。孙星衍辑马融、
郑玄的《尚书注》，李贻德辑《左传》的贾逵注和服虔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辑《
今文尚书》和《三家诗》。其余的内容都见于各家丛书，通过这种辑书的方式可可
以看到古代一些失传学说的大致内容，可谓有功于后学，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精校勘。校勘的学问，开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到了
宋朝，有三刘、宋祁校史。宋、元时期有时候会校订书籍，但那个时候这方面发展
还不好，说经也不是非要专门。国朝涌现出很多这方面的名家，比如：戴震、卢文
召、丁杰、顾广圻尤其精通此门学文。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可谓经学上最为宏
大的一本巨著。我有时候也看到诸家丛书，都在订正校勘，有功于后代学者，这是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通小学。古人的语言文字与今日的语言文字不同；汉儒离古代不远，那
时候说解经书的大多是齐、鲁地区的人，他们解说经有长言和短言的区别，读为、
读若这样的例子。到了唐朝时，人们已经不讲求这些了，到了宋朝以后更是无法分
辨。所以那时候的解经，很多都是不得经书的真正含义的。小学的学问包括声音故
训。宋朝的吴棫、明朝的陈第也研究过古音，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疏漏之处。直到顾
炎武的《音学五书》出现，才让大家看到古音。江、戴、段、孔，更是越来越阐明
这方面的学问，这就是音韵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发展了许慎的《说文解
字》。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和王筠、苗夔等人继续研究《说文解字》，
使这部书益加昌明。这就是音韵兼文字学。作为经师，大多精通训诂和假借，这也
是包含在音韵文字学之中；而经学的训诂学，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精通
，郝懿行次之。这是训诂学。以上这些是第三件有功于后学的事。
国朝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变化。国朝初年，汉学刚刚有萌芽，这时的学问都是
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大家都各取所长，这可以称为是汉宋兼采的学问。到了
乾隆以后，许慎、郑玄的学问流行起来，研究宋学的人已经很少了。研究经学都以
使用为主，不去空谈义理。这就是汉学。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又由许慎、郑玄的
学为基础向上追源，《易》以虞氏易为宗以求得孟氏易的原义，《书》以伏生、欧
阳、夏侯为宗，《诗》以鲁、齐、韩三家为宗，《春秋》以《公羊》、《榖梁》二
传为宗。汉朝设置的十四博士今文经学说，从魏、晋以后消亡开始算起，至今已经
有千余年了，到了今日又再次昌明。这时候的儒生能够述伏生、董仲舒的文章，寻
求汉武帝、汉宣帝的治国之道。这就是西汉今文学。学问越发展就越接近古义，经
义越研究就越高尚；经学发展经过千年中多次的变迁后，到现在一变而接近于原始
的经义了。
学者已经不用特别的知道汉学和宋学的区别，但是都知道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学术
的门径大开之后，对很多学问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现在的经学，学者们应该认为
是相对容易了，而不要惧怕他的难。后来有了新学，看不起旧学，又开始有了类似
烧经一类的说法。圣人作经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万世，哪有可以烧毁的道理；但是学
问的确要简明才有用，繁杂是无用的，学习的人也要认清这一点。《汉书 艺文志
》写道：“古代的时候，人们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学通一艺，平时用的少而积累的
德行多”这就是简明的概括了有用的学问。又写道：“到了后代，学问渐渐变成了
繁杂之学，年幼的时候开始学习一艺，到头发都白了才能解说。”这就是繁杂无用
的学问。现在的人们要学习简明有用的学问，就像《汉志》所写的“存大体，玩经
文”而已。
如果你要学习《易》就用张惠言的《虞氏义》，再参考焦循的《易章句》、《通释
》这些书就可以了；学习《书》的话就看伏生的《传》和《史记》，再以两汉时期
今文经学家的学说作为参考；学习《诗》的话主要看鲁、齐、韩三家遗说，参考毛
《传》和郑《笺》；学习《公羊春秋》的话就以何休的《注》、徐彦的《疏》为主
，以陈立的书作为辅助；学习《左氏春秋》的话，就以贾逵、服子慎的遗说为主，
参看杜预的《解》；研究《三礼》的话，主要看郑《注》，孔、贾的《疏》，先考
查文中主要的名物制度而且在今天还是可行的或者还有的，那些细枝末节可以先放
一放。其他那些后代儒生臆想之说，完全不要看。这样的话专门研究一门经学，是
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兼通各个经，也不是什么难事。学习的时候能够考查这门学问
的发展源流而不痴迷于途径，这本来是汉人研究经书的方法；用汉人有用的方法，
比如用《禹贡》治河、用《洪范》察变之类，像两汉时代那样人才辈出的场面肯定
会复见于今日，为什么非要怀疑圣经而认为孔教是可以被废的呢！
《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这两部书，对国朝诸家学派的文章收集非常全；只
是卷数太多，普通人几辈子也无法读完。不过其中有卓然成家者，实际上也没有多
少，大多一知半解，所以这书也可以不用看。现在要是想学习经学的话，必须找到
简易的方法，开始的时候只学习一门经学，学习中也只依据一家的学说；对于该经
其余各家学说都可以先不看；其他的各经，也要研究完这一经后再说。汉朝的注非
常古奥，唐朝的疏又繁复，刚刚开始学习经学就直接看注疏的话，都会认为看困难
了，所以应当先读近人经说的书。如果我在前面列的书还是感觉很多的话。或者认
为无法读懂，无从入手的话，那么《书》可以先看孙星衍的《今古文注疏》，《诗
》先看陈奂的《毛氏传疏》也是可以的。等到能够略通大义，明确了解古代人的学
说之后，就算是专门之学了。这就是古代研究经学的学者之所以重家法而贵专门的
原因。
国朝诸儒中有承家法和守专门的，也有无家法而非专门的人；现在如果你以一家为
主，那么应当以有家法与专门者的人所写的著作为主。《国朝汉学师承记》都详细
的列出了家法专门，这本书成书在乾隆、嘉庆年间，所以那之后的的学者就没有被
录。嘉庆、道光之后，治今文说的人，《师承记》都没有记录，《皇清经解》也没
有收录这类书籍，这些书籍都被收录在《续经解》中，所以《续经解》要比《经解
》重要的多。学者如果能够将国朝经学源流变化研究一遍，就知道了今日的经学，
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都有相关的学说和著作，来帮助后人学习。这
些帮助可谓让人事半功倍。学习和了解了这些书目后，选择起来就很方便，为自己
研究经学的道路扫清障碍。只有西汉的今文经学到近日才有所发展，还是希望后代
有识之士，能够有志于此类学问的研究。
《四库提要》的经部总叙中写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
。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
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
、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
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
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
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
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
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
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
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二千多年来的经学发展，《提要》用了数十句话已经包揽无遗，又用各用一个字在
为各个时期做一个定论。拘者，两汉之学；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悍者，
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党者，宋末至元之学；肆者，明末王学；琐者，国朝汉学。
《提要》写作的时候，是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的时侯，他们的旁征博引，偶尔
就像汉人用三万字来说“若稽古”这样的事。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学者大多讲求
今文经学的大义微言，不会再犯繁琐的毛病了，要学习的人可以选择这些学说进行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