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中国通史》系列之弱势北宋

中国史书上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这一说法,但从存活时间上来看,宋朝(包括北宋、南宋)比唐、元、明、清都要长,总共三百二十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弱宋”。

为了彻底根除唐末、五代十国发生的分裂局面,“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施行了三项措施,分别是整顿禁军、削夺藩镇及文人政治。

禁军是皇帝的卫队,也是宋帝国最精锐的部队。我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因为当时的禁军由石守信、高怀德等将领分别掌管,太祖觉得这样不大保险,遂改授他们为节度使,由其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统领禁军。太祖初年禁军人数不过二十万人,且此时的战斗力较高,至仁宗时已增至八十二万,后期总数更是常年维持在一百四十万左右,其中拱卫首都汴京的就达八十万。所以小说《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人数越多管理起来的难度也就越大,加之训练不足,所以士兵普遍素质甚劣、缺乏战斗力。

此前镇守一方官吏的权力也在不断缩减,国家明令不允许一方长官长期盘踞一地,必须定期有所变动。形同于现在省委书记的岗位调动,不可能出现一个省委书记始终在一个地方任职的情况,目的很明显,防止其过多的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以生异心。所收的赋税在保证本州基本供给外,多余的一律交运京师。

这些措施与宋初的国情是相适应的,如此“强干弱枝”的做法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确实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但统兵将领由没有实战经验的文人来担任,必定在对外的战事上产生败多胜少的状况。且有勇有谋的将领遭猜忌,才调平庸的却不足制敌。这个漏洞在日后对辽、对金的作战中充分体现出来。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指中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这片失地对宋朝东北部的国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敌人可以随时从此处进攻,冲入内地,直接威胁宋的首都。太祖对此也早有准备,积极囤粮积财以备日后收复失地时用。

宋灭北汉后,继承太祖皇位的太宗延续了太祖的意愿,欲乘胜恢复燕云,于是兴兵伐辽。但因未能出兵幽州北面配合牵制辽军,且对幽州城防力量估计不足,虽全面攻城亦无所收获,最终被辽大将耶律休哥所败,太宗身中流矢,乘驴车逃遁。

过后,辽景宗死去,子圣宗即位,因其幼弱宋决定再度伐辽。分三路挺进,初时均告捷,但因以客犯主,无法充分利用地形优势,且缺乏在大平原上与骑兵作战经验,对武将的兵权不仅授权不够,还多有疑忌,所以又被耶律休哥大败。先前收复的失地复陷于辽,名将杨业亦阵亡,但其忠勇的事迹日后经渲染使得杨家将的故事妇孺皆知。此役后,宋国势大挫,由此至宋亡再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北伐。

太宗死后,子恒即位,是为真宗。不久辽圣宗奉萧太后之命大举侵宋,很快就抵达了澶渊。此地距宋首都开封仅三百里,朝野震动,纷纷建议迁都,惟宰相寇准、毕士安主张真宗亲征,但因其并无作战的决心,仍随时寻机求和,当辽一大将阵亡后,辽军的士气亦颇受影响,所以双方得以坐下来商量议和的事情,结果是宋答应每年给辽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辽主呼真宗为兄,这就是 “澶渊之盟”。这次和议使得宋辽双方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虽然宋的损失并不大,但却是有宋以来空前未有的对外屈辱。

连年对外战争的失利,造成内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财政入不敷出。政府最庞大的支出有三项,即岁币、军费和官俸,尤以后两项浪费最大,原因就要归结于冗兵和冗吏。据宋人的统计,英宗时的军费约占中央政府全部岁入的六分之五。外困于敌国,内困于兵财,逼得宋室不得不进行变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庆历变政和王安石变法。

庆历变法的发起者是范仲淹,名言就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重点,称为“十事疏”。内容分为三项,一是澄清吏治,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二是富民强兵,包括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是厉行法治,包括推恩信和重命令。

十项措施五项是有关整顿吏治的,由此可看出重点所在。别的内容都还好理解,明黜陟和抑侥幸这两条似乎不大好懂,而这两点也正是重中之重。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原来的规定是不论贤与否,只要资历够了就可晋升,这显示是不对的;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严禁大官的恩荫特权,杜绝“公子哥”风气,防止不学无术的人充任要职。

先不作点评,直接说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本人极有文采,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在基层任职多年,使他对宋朝社会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但他向来不修边幅、个性孤傲,所以显得不通人情世故,故有人戏称他为“拗相公”。变法的要点有三,开辟财源、整顿军队、推广教育。此次改革重在增加政府收入,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三个增收方法。

均输法,即平均的输入、输出,通过调节物资供需关系、平抑物价以打击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并让政府掌握重要的商品流通权;市易法是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防止大商人对市场的有效控制,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青苗法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夏秋两季,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庆历变政和王安石变法的相同点都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维护封建统治。但同样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受政府优特多年,都愿意安于现状以保持既得权益,变法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因而只能群起反对。

不同的是前者重在整顿吏治,后者重在富民强国。虽然两次改革都不算成功,但后者的作用和影响力都较大,起码在初期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后因执行者渐渐乐于中饱私囊,置百姓的利益于不顾,且变法的内容本身也并非绝对周密,所以最终失败。失败固然遗憾,但更可悲的是变法引发了朋党之争。

实施变法的王安石是“新党”的头目,反对亲法的士大夫则组织了“旧党”,其中有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初期两党只是解决方法不同,但出发点都是源于满腔的爱国之心,但长期的争辩、对峙使得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一方上台执政后就对另一方发动疯狂的打击报复。

内外皆受困,政局发生动荡是早晚的事,到了徽宗年间终于爆发,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终酿悲剧。

宋徽宗赵佶艺术天分极高,是中国史上一流的书画家,但在政治方面却相当无能。他好花石,每年都要动用大量船只从两浙采办,官吏乘机为非作歹,因而盗贼四起,影响比较大的是方腊的起义(小说《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招安后,对外用兵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征讨方腊),虽然过后得已平叛,但国势日益衰落。

此时的辽国因崇信佛教,社会生产力大幅下降,本来民风强悍的契丹族也日趋消沉,加之君主的昏乱荒淫,政事一塌糊涂。在宋辽不断衰败之际,女真族迅速崛起,并于1115年(微宗政和五年)建金国,完颜阿骨打称帝,是为金太祖。

金在对辽的战事中屡屡获胜,宋朝任宰相的蔡京便怂恿徽宗联金攻辽。蔡京其人挥金如土,将累朝积蓄的财富挥霍殆尽,是个佞臣。他与金人约定,金帮宋收复失地,宋把原来输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人不傻,攻下城池后将财富全部带走,给宋留下的只是几座空城。这期间宋也曾两度对辽出兵,但皆大败而回。

有鉴于此,所以金对宋这位“盟友”的实力一清二楚,假借帮助宋重归故土的名义兵分两路大举侵宋,很快就将首都开封团团围住,惶恐中的徽宗一边立即传位于太子恒(是为钦宗),一边不得已与金议和。在赔偿了大量金银财富金北还,但不久又率兵来犯,攻下京城后立张邦昌为楚帝,劫走徽钦二帝以及皇后、太子、亲王、妃嫔、宗戚及诸臣三千余人北去,把他们都充作奴婢,并将皇室财富洗劫一空,这场悲剧因发生在靖康年间,遂史称“靖康之难”,是民族的千古奇耻。国破家亡,皇帝被劫,其惨状与亡国无异。

金人北去后,张邦昌自动退位,宋室的康王于南京即位,是为高宗。金人得知后又遣军分道侵宋,高宗一路逃亡,无路可退后竟逃入海中,金人在北方立一傀儡皇帝,而该帝还颇有一统南北的“野心”,几次遣将南伐,多亏两员赫赫有名的宋将出现才阻止了此事的发生。

这二位是谁呢,且待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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