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纪念

《海中洲》文学杂志社邀请我参加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十年前去过一次,五年前文联长官换了后,说,石声同志不必去了。想在纪念日上讲几句祝贺的话就夭折了。今次能否说上话也不知道,其实仅想在纪念日上悼念一下老师与逝去的朋友。岁月沧桑,逝者如斯,送葬的日子越来越多。不然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又被拒之门外。打开这篇三年多前写的《王道兴老师与我》的随笔, 换了与今次纪念大会切题的名字, 却因敏感词不能转。删了三次自找的敏感词,暂见天日,以作我的纪念。

下午老玉米来电,声音哽咽。说王道兴老师死了,明天去参加葬礼,问我去不?我与王老师有二十年未谋面。似乎淡出记忆。他病得不轻时,老玉米也说一起去看看他。

我终没成行。

我与老玉米都是被王老师找到的。三十七年前秋日的一天,两个瘦弱的的人来到定海城关的一个角落找到我,说舟山要办一份文学杂志,向我约稿。我惊讶又兴奋。这两个舟山最高文学刊物编辑,大概是在油印物上见到我几首小诗,居然打探到我,不顾楼高,踏步来访一个最底层的年轻职员。以后再没出现过有什么老师上门约稿的事发生。直到后来自己也当了编辑,也只是用电话或写信组稿,想不起自己有过这等上门求稿的热心事。

他们就是被传称为舟山人民文学《舟山文艺》编辑的王道兴和周静波。我的两首诗就发在已经存活了三十七年的创刊号上。从此,一发不止。六年后,我也到已经变成舟山文学殿堂《海中洲》编辑部窗前,成为王老师的下属同事。几乎每天见王老师手执朱红毛笔改稿,在写满了文字的方格纸上划满了红杠和圈圈,想见当年日夜操劳大事的伟大领袖划圈批示的手迹,也是这等样式。与领袖不同的是,身为编辑部文字总负责,第一线与作者接触,亲自写信约稿,不停去拜访作者,也几乎天天有作者来倾听他的修改意见。

又是六年过去,因二十七年前的政治风波,我被收监。后来得知,被关押的那段时间,清查办要单位人人书面检举揭发,王老师说就他一人抵制了。我被放回单位“以观后效”一年后,文联首长或首长的首长见我思想未有改正迹象,就通过组织将我调离。于是我到了一家商业机关,发配到机关下的一家公司,公司下的一个批发部,批发部下的一个营业部,营业部下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副食品小店。去了没几天,王老师与十二年前一样,他在这家定海公园对面的小店找到我,说编辑部的人手不够,让我是否兼职当个特约编辑,继续“同事”间的合作。此时,我认定我与文字无关,且离开小店去外漂泊的决心已定。

单干后,去了几次王老师家,为经商求字求画,王老无不应答。他画的鱼不知叫什么鱼,经常是一条,了了几笔,很独立。我一直叫它“王道兴鱼”。不过,他的书法更老道,也更耐看,朋友圏内的首席文艺批评家张骞文认为,在舟山,王道兴的书法最有文人气。想必这文人气也让他在青年时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历经坎坷。直到大小文件必以“自从三中全会后”那个时代到来才得以平反。然后让他创办舟山地区第一家纯文学刊物。

十年前,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几次动过决心要去看望。想想出门总是丢三落四,以为自己也走在老年痴呆的路上,也一直准备见到问候我的“陌生人”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回应的一句话:老朋友啦,认得认得。

我最终没有去看望病床上的他,心中十二万分愧疚。想必明天看到他时,后天躺着的就是自己了。两年前,我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

  如果我痴呆了
  那一定迷失在童年的路上
  所以,请不要到处乱找
  老家的废墟上有我

  如果记不得你了
  请拉住我抖动的手
  第一句我总会开口:老朋友哇
  你到哪,我也到哪

  如果我死了
  请不要愤怒和忧伤
  我一定会有一首快乐的诗
  带到天堂

此刻我想到,老玉米在《海中洲》退休后,小洲恐怕也变大洲了。王老师会不会在天堂再创办一份舟山文学刊物,拯救舟山文学?就如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归依上帝时的一份祷告词中说的:“愿天上所行的,也将行在地上。” 那首《如果我死了》快乐的诗,仍像三十七年前的秋天一样,交给他,愿能在天上发表。

2016.5.25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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