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人际关系的解析·第六章 坦诚相见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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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坦诚相见的确认

在所有这些事实与感觉中最为强有力的就是为她的真我所知晓和认可的需要。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成员》

婴儿被妈妈安全平稳地抱着,盯着妈妈的眼睛,也就有了被注视的体验。“足够好的”妈妈凝视着她的宝贝儿,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凝视是充满快乐与拥有的感觉,充满着爱与满足。她可能笑了。作为回应,这个婴儿内化了一种联系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越了被抱着本身。婴儿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感受抱持(情感纽带更胜于身体上的支持)。这些纽带给婴儿带来了在世界上创造具有情感的意义的意识,要对他人有所影响的意识。这是一个穿越空间进行情感交流,确认和共情,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寻找自己和在我们对他人的影响中锚定我们自己的领域。在发现别人对我们回应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确认我们自己确实是存在的。

用坦诚相见的方式建立联系是确认我们的存在对于他人是有意义的,我们是为他们而存在的。拋开这一点,我们还发现我们存在的方式在他人身上诱导出了感觉(这些感觉是关于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在做什么的)。我们还发现他人的一些反应令我们愉悦,如情感的一丝流露、微笑和满面笑容,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如发呆的神情、皱着眉头、冷淡等。透过这些联系的形式,我们就可以在纵贯生命整个历程的越来越多的复杂道路上找到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定位。

6.1顾盼生情

在我们的整个一生当中,我们是从他人的眼神中读出我们对他人的意义。眼神似乎远远超越了言语:眼睛比言语更加深刻地道出了关系的来龙去脉。它们准确而且毫无疑问地表达出了我们与他人相处得怎么样以及用什么方式相处的。嘴巴可能说谎,而眼睛不会骗人。

我们觉察到的是一种与我们用深刻而真实的方式所回应的内容相关联的刻画尺度。我们开始理解那种因感觉到被人需要和追求,以及对他人显示我们的快乐而产生的丰富灵魂的喜悦感;我们也明白了当我们从别人眼里发现空虚、疏离以及冷漠时而产生的绝望。

母亲(他人)会用最基本的方法(也就是提供情感反应),向婴儿灌输生存的愿望和自我的意识(Guntrip,1971;Winnicott,1971)。在我们回顾的眼神中所看到的首要和基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存在本身在他人(母亲)眼中是否重要。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我们就能从别人的眼神中察觉出,我们在这里出现没什么不恰当。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曾经发现(无论这种发现多么朦胧),在母亲眼里(也在别人眼里)的情感流露反映了我们人类本质的仁爱精神,并且这种情感流露构成了我们对特殊性理解的核心。

在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能够相信自己真的对另一个人非常重要的程度来估量自己的重要性,而这种感觉一直是通过我们的眼睛来获得的。例如,心理学家奇克·鲁宾(Zick Rubin,1973)就曾发现,单从彼此深沉凝望的时间长短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陷入爱河的,而哪些人只是相互喜欢而已。如果目光中带着热切的评价,感到被重视与珍惜,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神情,那这就是陷入爱河的样子。在我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当新郎在圣坛旁边注视着他的新娘向他走来时,我听到我身后一位中年妇女叹息着对她旁边的一位女士说:“我活了一辈子,还从来没有人像他看着新娘那样看着我!”她的话里充满了强烈的痛苦、悲伤、嫉妒和遗憾之感。她似乎在说,从来没有人这么需要她(不是性的需求,也不是依恋感,而仅仅是对她的珍视)。

这种试图从他人的眼中看出自身重要性的需要是有着心理学意义的,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建构自体感的一个方面。从存在主义来看,“对他人是重要的”这种感觉变成了一种自体定位的早期形式。对于小孩子而言,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他们对父母一方或者双方的必要性。“你们甚至都不关心我是否活着!”这就是那些失去了其存在依赖于对于他人的价值感的压抑的人所发出的敌对与绝望的表达。

最初的坦诚相见的回应是无条件的。婴儿并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才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本性。而母亲出于对婴儿的本能的贯注(preoccupation),会欣然接受婴儿的需要与愿望,并且通过满足婴儿的需要提供给孩子一种幸福和慈爱的感觉。他人(母亲)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我很高兴你在这儿!”而沙利文(Sulivan,1953)则假设,母亲对她的孩子所传递的体贴的赏识是自尊的最初来源。

在我们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未中止过这种从他人眼中获取无条件的、坦率的评价的需求。然而,在我们成年人生活里的那些杂乱而矛盾的要求当中,我们可能很少会发现它。我们能从眼神中看到情感流露的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在机场等候大厅。就像标示灯在相继闪烁,当各自的重要他人从飞机上现出身影时,等候的人群的眼睛也一个个亮起来。这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反应,就像是在说:“很高兴见到你!你的存在令我快乐!”我们的眼睛会猛然一亮把某个人从那人群中挑出来。我们对于生命的依恋感其实是依恋那些对我们有情感流露的人。当我们正好是别人所追求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更为丰富多彩。这些时刻值得珍惜,因为它们代表了从坦诚相见的关系的巨大复杂性中暂时逃离,而这种复杂性是我们与他人互动的主要特点。

我们需要感到这个世界是欢迎我们的。通过显示出对他人的意义从而证实我们自身存在的重要性。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被领养的儿童会如此卖力地去寻找他们的亲生父母。无论是多么出乎意料,他们都希望知道是谁需要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这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认为自己的父母曾经打算把他们流掉的孩子在此后的人生中会颇多挫折。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永久的闯入者,是不请自来的参与者。那些无情而冷酷的孩子对别人说:“没人需要你!”。这可能是最残酷的表述了。

我们人类最深层次的一个需要就是希望得到重视。哲学家丽贝卡·古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在她的小说《心身问题》(The Mind-Body Problem)中提到:“要得到重视!不要做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刻吗?这并不仅仅是如叔本华所讲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无限意志(unqualified will),也不是尼采所说的权利意志(the will to power),而是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权利意志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需要权利,那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看重。”(1983,p.212)

这种希望被他人坦率地评价而感到被重视的需要只是最近才在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al)的思考范畴里被概念化了,尽管几乎所有研究主体都很强调这种需要。童年时代的重要他人被回忆起来时,经常是对孩子“关怀备至的”,什么事都优先他们的。所谓重要,其实就是感觉他们自己确实对那些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而爱他们的人有价值而已。


6.2知道我们是谁

一旦获得了充足的回应,婴儿就开始发展自我意识,并且开始踏上发现自我本质、展现自我风采的漫漫人生探索之路。这时候的需要就是,要有“他人”了解关于自己的情况。通过成为他人的真实而成为我们自己的真实。和一个有回应的人进行目光接触会让我们对自己的体验能够确信,让我们感到我们确认了我们是谁,也决定了我们可以相信自己什么。

布伯(Buber,1965)指出,唯独人类才会要求这种确认感。他说:“动物不需要被确认,因为对于它们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而人类则不同:从物种的自然领域发展到带有公害的孤独的种群,而且为嘈杂的环境所困,而这种嘈杂的环境又正是人类自身带来的;人类私下里局促不安地期待着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个答复能让人成之为人,而这个肯定的答复也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得到。”(P.17)

“足够好的”母亲用喂食、抱持、安抚、陪伴和刺激等去回应她的婴儿的需要,这并不仅仅是回应婴儿需要本身,更是对婴儿的内在(如需要)引起外在(如应答)回应的确认。这样婴儿就有了被肯定的体验,成为一个带有特性和能力的自体。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婴儿逐渐地去了解自我。最初,那是某种与他人幸福结合的感觉,在这种结合中所有的需求都会被满足,快乐无比。但是,婴儿会逐渐整合一种意识,即他人并不仅仅就是一种存在,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体验,坦诚相见的联系是作为一种发现自我的过程而发生的。我们对于确认的需要要求我们周围的人际环境确认我们(从外表上)感受到的自己是表里一致的。尽管确认并不像抱持那样是生存的一种必需品,它却决定了个体将来所拥有的自我的质量。冈特瑞普(Guntrip,1971)强调说,真实的个人自我是如此之关键,以至于没有它生存几乎毫无价值。

有些母亲是发自本能地善于通过目光接触互通情感。婴儿刚一伸手指着悬在童床边上的玩具马,这样的母亲就会快乐地说“是的,宝贝!你瞧见了一匹马!”来回应婴儿的知觉。她会扶着孩子到玩具马跟前,孩子用小手拍打它。母亲再次快乐地说:“对了宝贝,你能让这匹马动起来的!”现在,孩子已经8岁大了。她正在学校里和她的朋友一起玩美式足球。球朝她这个守门员飞来。她去接球,但是判断失误,结果就错过了从对手那里得分的机会。她最好的朋友冲她说:“你真是个笨手笨脚的蠢货!那球就是冲着你去的!”

这个女孩就此放弃了体育运动,稍稍长大些之后,她打算当一名心理学家。在向她的督导报告她的第一次治疗会时,她描述了一位女患者,这位女患者苦于她与犯上毒瘾的男友之间的关系而她又无法离开他。然后,这位治疗师学员描述了她是如何回应这位患者所感受到的她与男友间的紧张关系的:她对于男友的希望应该是更加确定无疑。督导对她评价说:“你确实能够理解她是多么渴望他能够改变。”学生想,是啊,那正是我所做的事情!我做了令我的督导感到有些意义的事情(真正的治疗师应当去做的事情)!

这只是关于坦诚相见地接触的发展史的管中窥豹,而这也是一个源自于婴儿期但却贯穿整个生命历程复杂细节的过程。在其中每一个阶段,自体的发展都是被制定好的并为他人提供的镜像所决定。

作为治疗师,我们的多数作为(或者应做之事)就是坦诚相见;我们识别出我们的患者是谁,知道他们的所想所感,这样反过来他们也变得有能力去思考他们自己的所想所感,并借此整合他们自己。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51)的整个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无条件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和共情式的倾听(empathic listening)的基础上,这些都是促进心理和情感成长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对于很多患者而言,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全部。

在坦诚相见的关系中,关系发展的趋势和独立个性的发展趋势趋于会合。被共情式地回应不仅仅将我们与那些回应我们的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在确认我们关于自身的感觉。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变得更为独立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自我感)。我们只有当有其他某个人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时,才会确信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是的那种人。正如温尼科特(Winnicott)所说:“真实感重于存在本身;真实感是发现一种作为自己而存在的方式,作为自己与客体自身建立联系,拥有一个自体,以便隐身寻求放松。”(1971,p.117)温尼科特相信,心理治疗的实质就是把患者带来的东西返还给他。只有通过这种镜像作用,患者才能感到真实感。自体心理学家就是以共情式的回应为立场做心理治疗,一再提到他们的患者的紧张焦虑的程度降低了就是感受到被理解的结果。(Kohut,1977,Schwaber,1980;Lindon,1991)

作为理论家,我们最近已经认识到对于欢迎的回应可能是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自体只能在人际滋润的环境中成长,而它的成长历程是为人们既定的人格界限所限定的。

当我们注视他人的眼睛时,我们会发现他们也正瞧着我们。很多事情都发生在这种坦诚相见的接触中。我们注视的一个目的是要把他人的眼睛作为我们自己体验的镜子;我们看见了我们为人为己所知的那些部分。通过体验我们的愿望、感觉和思想,通过从他人身上唤起的反应,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并学会整合我们自己。因为儿童仍然处于早期现实检验阶段(reality-testing phase),而且父母对于孩子的生活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结果导致孩子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以至于混淆了那些他们自己的觉察和那些来自于他们父母的解释、要求以及他们自己关于“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投射。

为了使自体能够健康地发展,儿童需要从那些与他自己足够亲近的,而且他们也几乎把他就当做自体(科胡特的自体客体)的一部分的人们那里获得充足的镜像(mirroring)。设想一下,孩子去够那个玩具熊,通情达理的母亲说:“你要那只熊啊!”孩子抱着这只熊拍打着。“嗯,它很柔软呢!”妈妈说道。在镜像过程中,某个人与我们如影随形,以至于他或者她事实上就是我们自己。

一旦我们能够得到共情式的回应,我们就会感到我们自己得到了确认。布伯用“想象的真实”(imagining the real)来强调这一概念,这是一种深刻地理解他人的存在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参与进去的形式。这种希望被了解、希望能让我们的体验表达得清晰流畅并为他人所认可的需要,是一种深刻的、具有基础作用的需要。

可能我们大多数都是在失败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过程。当我们发展良好的时候,维持新兴的自体的共情养分就如同维持着生理自体的空气一样,变得看不见摸不着了。而就在无法获得这些养分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一系列与无法连贯有序的自体相关联的情绪紊乱状态。

我们经常发现那种我认为患有“缺失性”紊乱(“wanting”disorder)的患者(尽管通常把他们归类为自恋问题)。这是一群丧失了“想要”的能力的人。有这样一位患者,都是抚养她的母亲告诉她该要什么。我的这位患者,那个小姑娘,想要伸手去拿冰激凌。“你不能要那个!”她母亲讲话了,“你已经吃得够多了!你已经饱了!”我的患者(像所有孩子那样)带着不确信的心情,根据她母亲的现实来检验大多数事情。这样,她就带着到底“哪一个才是更真实的”的困惑被留下来:她自己对自己饿了的感觉以及想吃冰激凌的欲望,还是她母亲所断言的她已经饱了,因此不需要再吃东西。这位女性就带着对她自己的需要与兴趣的困惑长大成人,当她在青春期晚期来寻医问诊时已经处于极度的同一性扩散状态。

另一位患者花了一年时间来治疗,试图去了解她想要什么。她想要和她的丈夫结婚吗?或者是她选择了与她的爱人生活在一起吗?她的疑惑对于我而言就是澄清什么是她应该要的,什么是恰当的要求。在我为她治疗期间,我逐渐了解到,“想要”作为某种源自内心的事情在她这里并没什么参考。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的重点是尽力帮助她了解到底什么是她最为需要的。但是,她对于这个问题的变化脚本感到困惑,因为在她看来想要(want)总是应该优先于应该(should)的。有一次,我问她逛街的时候她会做些什么——举例来说,她如何挑选哪件毛衣来买。她说这很简单。她带了一个朋友一起去,让这个朋友帮着看哪件更合适。

为了弄清楚我们想要什么和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一定要有人帮助我们去认清这些。但是,这可不是用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需要的或者他们想要的和想感受的事情去令我们困惑不解。镜像概念在科胡特(1977)关于发展健康自体的需要的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镜像他人(或者自体客体)就是凭借我们是什么来确认我们,按照其本来面目接受那些来自我们自身的感知觉。对于科胡特而言,共情,也就是接受、确认并理解人类的反应,是人类心理生活的必需品。他假设,共情可能甚至比升华的性爱会构成更为强有力的人际心理纽带。

我们自身那些没有被充分镜像化的部分就会从人格中解离出去。这些部分被我们藏起来成为我们的隐私,或者把它们一起压抑下去。这就是在科胡特理论中所讲的自恋障碍的缘由。不能被镜像化的部分就变得或多或少带有些羞耻的色彩。我们幻想与希望自己飞黄腾达,希望得到人们兴高采烈的欢迎,这些就构成了人们奋斗进取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些未被充分镜像的部分正是特别容易遭受伤害的部分。因为我们害怕自己像个傻瓜,所以我们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梦想。

在婴儿期与童年时代,对于共情式回应的需要是自体的结构(structuralization)与组成(formation)的关键。被充分镜像化的部分就及时转化为心理组织的一部分。这或多或少是比较确定的自体领域,它令我们感到的是真实客观的我们。

拥有“足够好的”共情式回应体验的人会感到自己是一个被整合的整体;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与世界感到“和谐相处”。一旦他们得不到确认或者被误解了,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已经被内化的前期体验去经受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很快恢复平衡,而不会因此有太多的痛苦。但是,在遭遇变故或者危机时,对于敏锐的回应的需要一再占据核心地位。举例来说,当我们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我们曾一度纯粹、无知而且易受打击。在变革的发展性时期,确认是极为必要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在青春期,构建自体就是基本的发展任务。在此阶段,问“我是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问谁能理解那种青少年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的“自我”。谁能够了解并容忍他们的新情感,谁能够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什么样子。这就是青少年们发自内心的充满搏斗的呼喊:“你们不理解我!”(然而人们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40岁的瓦伦被采访回顾他的青春期时,他话里话外带着对他的父辈邻居波尼的感激之情:“是他让我认识了我自己。”而“介绍给某人”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坦诚相见的共情式回应的方式。在瓦伦居住的社区中,每个男人都被认为是“富有男子气概”而且擅长运动的。“对于生命与死亡我思考了很多,自己还偷偷谱曲写诗呢!这事我可不能和足球队里那帮家伙探讨。我和波尼的谈话是我第一次和一个成年人探讨严肃的事情,而她则帮助我认识到有这些感觉不算什么问题,而我还把这些感觉当回事呢!你必须隐瞒或者忽视任何脆弱或者感情的流露。而对她,我就不用隐瞒了。”

和瓦伦相似,杰拉尔德回忆说是父母的一个朋友第一次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的政治理想。“他看起来是真的对我说的感兴趣!”杰拉尔德说道,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当做一个“成年人”来对待,而不是一个小毛孩子。

即使是在成人期稳定下来时,我们仍然需要他人去确认我们是谁。即便是最完美整合的人格,如果脱离了敏锐的、有认可的环境,也会因为缺失确认性的回应而趋于支离破碎。(wolf,1980)

对于共情的持续的需要不仅对我们的构造与成长有用,而且还可以支持我们克服那些可能存在的挫折与失落。为人所理解的那种感受可以使我们的应对机制更为强而有力。即便是别人只是很简单地了解到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也会鼓舞我们继续前行。在这项研究中的人一再重复强调有共情能力的他人的重要性,而这些人也正是他们生活中的核心关系。比起其他心愿来,希望被理解的心愿表达得更为强烈。超越了性、惧怕丧失和遗弃,希望被理解和接纳这样一种简单的愿望看起来是最为接近什么是人们彼此之间所需要的本质。

梅兰妮提到她痛苦的靑春期:她感到尴尬和孤独,这使得她和她的那些少一些羞怯、多一些冒险精神的同伴不太一样。和母亲比较疏远,她母亲正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患有残障的更小的孩子身上。梅兰妮开始了她令人伤感的关于她母亲的思考和谈话:“她是照顾我们,但是那是有区别的照顾!我从不和她讲话或者做任何类似的事情。她忙于料理家务,而我也不得不帮着她忙活——我们搬了很多次家。”梅兰妮很害怕她那残暴的父亲,尽管在她生病时他也会表现得相当温柔、体贴。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就是她的丽迪亚阿姨,尽管她只比她大9岁,却似乎一直能够理解她。“其实她能做的事儿并不多,但是她是支持我的,信任我,从不批评指责我,她就在那儿(真的就是我的依靠)。我可以放学后就去她那儿,跟她聊天谈事。当我的牧师开始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填充(性行为)时,唯有丽迪亚阿姨是我觉得可以告诉的人。我不知道该如何体验这些。”

在访谈的人群中,所有那些关系最密切的人看起来都有他们足可依赖以求得到共情式回应的人作为朋友。梅兰妮对丽迪亚的描述表明,丽迪亚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共情能力的人,她能够凭直觉关心和回应他人。而研究中的其他研究对象看起来是能够不太严格地就地取材“创造”出一个能与之共情的人来。例如,海伦就总觉得她沉默寡言的祖父“理解”她。他几乎从不讲话,但是她相信他知道她的感受。

我的一个名叫威尔玛的18岁患者想要接受治疗但是又发现无法与我交流。她深信无人能够理解她,以至于她已经对分享她的内心体验完全麻木了。对于威尔玛的父母而言,她是多余的孩子。她的父母是作风硬朗、严阵以待的职业选手,他们急于开发她的运动天赋,希望她能进入网球锦标赛。每天要训练很多小时,这让她感到她只是为赢而存在。

看起来,威尔玛除了提到她感到非常压抑和孤独之外,还不能用任何言语来表述她的内在体验。放弃了网球之后,她更多的是面对她父母的沮丧,而对于自己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还没什么设想。威尔玛来治疗几个小时了,就这么看着我、盯着我,就好像我是她的网球对手似的。开始治疗非常困难。她感到自己很空洞,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她还把我为共情而作的质疑和努力都当做是攻击。过了很久,她开始逐渐觉察到我在试图从她的内在观点来了解她是如何感受的。我问她是否曾经感受到过被理解。带着很多羞涩,她跟我谈起了她的小猫,她经常会感到这只小猫真的能够知道并理解她的痛苦。她对于这只小猫的回忆和她能够与我分享这段回忆,标志着她开始从压抑中走出来。

在人类的痛苦体验中,感到不被理解是最重要的一个。沙利文(1953)认为,不被理解就等同于中止了存在,等同于自体的解构(destruction)。尽管有朋友和爱人,尽管在人际网络中有对他人的依恋和嵌入,我们可能仍然会痛苦地感到没有为他人所理解。在我们的文化里,心理治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共情的提供(尽管有时共情也有着理论或者实践的掩饰)。而当我们的核心领域遭遇别人误解的眼神时,我们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我们从没有像被理解时那样感到自我的完整。

被了解的需要也因此被确认为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然而,很矛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完全了解过。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理解我们何以成为我们。那么,对共情的需要则是一种摆脱孤独的努力和假设彼此之间的桥梁。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瓦伦的体验。他发现一旦他的体验被波尼所确认了,他就可以拥有许多其他的密友。当他步入成年,他发现他可以和其他很多人探讨他最内在的想法。他喜欢和他人深入地谈话(谈关于生命的意义,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重要的,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等)。对于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他能拥有那些他能真正坦诚相见的人,而他也很珍惜这些他可以进行这种谈话的人。总体而言,他发现和女性亲密更容易些,但是他和男性朋友也会有亲近的时候。

不过,在回顾他的生活时,瓦伦也提到很多苦恼和遗憾:

但是我从未有过百分百满意的关系。我总会感到有某种限制约束着我获得的所有亲密关系。和女人在一起相处可能会容易些,但是我自己也不能说就全然如此。大多数时候我都会觉得必须要隐瞒某种东西。长久以来在我内心就有一个黑洞,这个黑洞会告诉我说,你是与众不同的,你必须与众不同!我一次又一次打开这个黑洞尝试去探索我自己并和他人分享我的发现;但是我还是退缩了,因为我怕我和别人这么不一样可能不太好。我害怕得不到理解。我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这些,那么我该如何向别人解释清楚呢?

结果,瓦伦就是通过写诗、填歌词、编故事来满足他自身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需要。20岁时,带着极大的不安,他把自己的一部诗集送给他最亲密的朋友。几天后,他的朋友把诗集送还给他,还告诉他说:“这些诗绝对很棒!但是我看不懂!”瓦伦感到心碎,从此不再对能有人完全充分地理解他内在的“黑洞”抱有希望了。

瓦伦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多少有些不同,他会在关系图谱上画上作家或者其他一些英雄人物。他对此解释说,他在尼采身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有时他感到通过阅读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的作品要比和现实中的人聊天更能得到理解。这些作品通过某种方式能够清楚而雄辩地表达了那些他所无法表达的思想;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其他多数人而言,这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尽管并不直接的)共情形式。

一般而言,坦诚相见体验的终极是一个他人无法进入的“黑洞”。我们能够被强烈地理解和确认,但是永远不会被彻底理解和确认。完全的理解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尽管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正是这些目标使得我们要用持续不断的努力来超越人类陷入无法逃脱的个人体验时的终极孤独感。


6.3为他人所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维持我们自身的稳定性与整体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需要他人帮助我们去镜映和确认)。除了这种情感性的回应和共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了解”:一种对于我们的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和能力更具有认知性和反应性的“了解”。当别人“了解”我们的时候,他们也在储存一份关于我们的同一性的记录。有时这是令人痛苦的,特别是当别人只记得我们是无能孱弱的孩子而且令我们回想起我们从前的不足的时候。如果我们为过去的同一性所困扰,我们就可能希望摆脱人群,去一个我们“被了解”的地方重新开始,希望被我们自己另外一些部分所“了解”。而在其他时候,人们“了解”我们还是件令人舒服的事情。人们保护着我们真实的自我的很多方面,也期待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使我们免遭同一性缺失(“记住你自己!”)。

琳达在她丈夫哈维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甩掉她之后就垮掉了,只是因为她还有对她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的责任感才没有自杀。她觉得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丈夫,而失去他,让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崩溃了。她觉得自己过去所有的一些都是和他纠缠不清的,在照镜子的时候,她会发现镜中空无一物。心理治疗给她提供了一点舒适感和安慰。在无所适从的绝望中,她收到了生活在另一个州的两位高中老友的邀请。尽管他们都见过哈维,但是他们对哈维了解得并不多。和这些在她婚前就认识她的人在一起使她意识到并深刻地了解到在认识哈维之前她是拥有一个自我的。她后来告诉我,和别人谈论与哈维无关的她自己的那些事是多么陌生和奇怪。她回忆起在认识哈维之前是什么样的、是如何体验的。她的老朋友好像在假设她仍然还是这样一个人(一向如此的永远的琳达)而不是把她看成是破裂婚姻中的弃妇。他们回顾的还是对她过去的印象(可能不太明智)。通过看到在他们的镜像中呈现的这个旧时的自我,琳达能够再次体验到这种自我,这个“前哈维时代”的自我,也就能够想象一个失去哈维后的自我与生活。

在他人眼中,我们也可能会发现那些就在面前一步之遥的自我:一种对于那些我们将要成为的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的自我的确认。别人可能劝导我们,要朝前“看看”就在不远的将来的自己,成为一个比现在略有改观的人。一个好的治疗师经常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这也就是在人们说某人“信任我”时的含义。

我强烈回忆起我作为一个“真正的”心理学家穿越第一座通向认识自我的桥梁的时刻。事实上,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时刻。在我做见习医师的诊所的一位高级职员在一次会后向我走来,笑容明媚可亲,对我说:“我有一个青少年的个案,或许你有兴趣来做。”我知道她是在和我讲话,然而我当时却不得不艰难克服转身向后看的冲动。这样她就无法与我谈话。她确实认为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足够成熟去“处理一个个案”吗?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骗子,我不得不恰当地回答她,就好像我真的就是她想象中的那种人,披着斗篷,心里明白还要学习如何披斗篷。还有许多这种时刻,而这是第一次。事情没有被解决;这里没有奇迹发生。在行医25年之后,我仍然在苦苦求索:我到底是否真的胜任那项任务?我仍然需要在他人眼中看到我自己以便认识我自己。

我们在他人眼中是谁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真实性的感觉(在我们自己眼中我们是谁)。如果我们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就需要通过他人来证实我们自身的体验,而且除此之外,有时他们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我们所知的自己更好的版本。


6.4坦诚相见的接纳与拒绝

        望着我们的眼神也可能会误解,它们能看到那些在我们身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可能会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方面,而这些本来并不属于我们。看着我们的眼睛可以拒绝承认我们现在是什么,并且还迫使我们成为另外的某种东西。温尼科特(1965)提醒我们注意,假自体(false self)在儿童放弃他们的本性去取悦他们的父母时就开始发展了。假自体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在他人眼里寻求赞赏的努力。儿童会努力与其他某个人对他“是什么、想什么、感到什么、甚至需要什么”的要求相适应。环境的压力与要求不利于我们把自发的内在体验和人际交往世界中受欢迎的回应相匹配。结果,成长中的儿童压抑了真实客观的感受,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良好社会化容纳性的人。一旦一个人的行动只是对其他人的要求或者愿望做出反应,那么这个人的发展与其说是个人自身核心品质的展示,不如说是成为环境的延伸。

        自体所发展的“真实性”与“虚伪性”实际上是正在成长的儿童在世界上所感到的接纳的作用。渐渐离开婴儿所拥有的那种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其存在本身的无条件的爱的环境(如果婴儿足够幸运就会拥有这种爱),儿童会发现爱与接纳原来是有规范和条件的。我们要学会从他人眼里看出什么是重要有价值的、什么是不重要没有价值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自己表达的限度是什么。我也逐渐明白,世界对于我们的爱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是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来预期的。

        除了去了解我们是什么,带着共情去理解我们的交流,其他人也通过他们自己的眼睛来判断我们、品评我们,判断我们是否适合他们。在坦诚相见的接纳体验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被他人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所赞许,不仅是赞许我们的存在本身,也赞许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表达形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重要其实就是“我看见你在那儿了,这令我很开心。”接纳就是“我看到你是什么了,我会因此看重你。”)当我们还是婴儿时就明白我们的一些行为会带来快乐与微笑,而另外一些行为则会带来不满与谴责,尽管我们可能本来就对一些人很重要。

        一旦婴儿能在认知层面上建立起行为与他者(母亲)反应之间的联系,他们就开始想要弄清楚母亲的赞成与否的含义是什么。对这种极为重要的交流的解释成为人格发展的核心任务。一些儿童比其他同龄人对“我不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不喜欢你”有着更好的区分辨别能力;当然了,一些母亲也比另外一些在与孩子交流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一些。如果儿童能够发现这种差别,他们就能够决定是否调整他们自己那些不受欢迎的行为。但是一些儿童只能理解这种解释:“当妈妈看起来很恼火,在那儿发牢骚、批评我,并且面无表情的时候,那就一定意味着我是个坏孩子。”这种反复出现的拒绝情境就能够严重毁掉一个人的自尊。

        然而更为要命的是,对于这种否认的理解也可能会危及到其他关系维度的联系:“妈妈讨厌我,所以她会离开我!”或者“妈妈发火了,她不会喂我吃饭了。”或者“这个世界太过于脆弱以至于无法容纳我的冲动,我要是不小心就会把它毁掉!”拒绝(也就是丧失坦诚相见的赞许)使得任何一种个体能够调用的应对资源或者防御都成为必要的。在这个范围内的病理性防御成为成人期许多情感困惑状态的根源。

        随着我们的成长,在我们了解我们对那些日益增多的从外面看我们的人的意义的过程中,坦诚相见体验的焦点也就转向了日渐扩增的圈子里。然而我们却痛苦地获悉,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被别人断定为或是美妙、或是挑衅、或是扭捏、或是机智、或是学习缓慢、或是外表滑稽可笑、甚或是不讨人喜欢。我们试图把这些判断与我们自己体验到的事情相匹配,尽力去发现是否还有什么可调节的。然而情况常常是如果人们并没有体验到他们自己是挑衅的、学习缓慢的或者不讨人喜欢的,那他们就会只感到是被贴标签了,而没有被真实地反映出来。这样,他就必须学会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的生存之道,要么就接受这个被滥用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直到童年中期儿童还在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他们,别人是别人。到了七八岁时,儿童才开始有了关于他们自己和把彼此归类的概念。他们发现,一些人更适合学习,而另一些人更适合运动项目;一些更为秀气,另一些则更为勇武。这些感知也一定要被整合进(或者有时要避免被整合进)自体的意义。

        就帮助青少年从原生家庭(the family of origin)分离出来的角色而言,青少年同辈群体(peer group)一直具有了心理学上的兴趣话题。根据有关青春期的理论,我们发现同辈群体会提供“自我肯定”给那些正在脱离对父母的依赖的青少年。但是,同辈群体这种坦诚相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青少年对同辈群体的投入是为了达到发现一个可以共度生命时光的同龄人的所在。在童年期要结束的时候,正在长大的孩子开始认识到他们将怎样经常被一个无情的审判团所裁定,这个审判团注意到并且严厉地评价他们所说的任何话、穿的任何东西、他们看到的任何人、任何体验和个人偏好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显而易见、无法隐晦的。“那件T恤样子有些古怪。”“你怎么会和那种笨蛋交朋友?”“別做讨厌鬼!”诸如此类的判断在年轻人的谈话中随处可见。人们从来没有像在青年时代这样成为彼此如此之不宽容的镜子,也从来没有相互控制得这么厉害。

        这个痛苦发展阶段的结果就是获得一种关于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感觉。发展中的人认识到,在他人眼里他或她的价值、他或她是谁。

        一位名叫吉尔的30岁未婚女招待诉说道,在青年时代,当一个曾和她约会两次的男孩子开始约会其他人时,她就“垮掉了”。她推断说,她一定是个“卑鄙小人”。在此后她丧失了对自己的一切信心,直到两年后另一个男孩令她大吃一惊地说:“从我的朋友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我,而不是我的朋友”这种体验看起来和激情,依恋以及共同性,都没多大关系。然而,这却是吉尔在异性选择的市场上了解她个人价值的一部分尝试。

作为坦诚相见的接纳的对立面,拒绝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为了抵制它人们建立了复杂的防御机制。被拒绝就是被消极地评价(尽管在一些情况下这种选择可能是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的。被忽视就是被他人视而不见,对他人毫无价值可言。作为蔑视或者憎恨的客体至少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拒绝体验经常激起自我憎恶和无法克制的侵犯。对拒绝的恐惧经常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人们要学会扭曲他们自己,远离自己的内在嗜好,为了安全和可接受的一致性而远离个性特征。

        当人们谈到他们的关系史时,关于接纳与拒绝的话题要比其他所有相关话题都反响强烈。举例来说,卡莱尔描述,她的全部关系就是一种追寻,要在某个地方发现一个无论她怎样都能够完全接纳她的人(这种希望她最终在她现在的丈夫身上找到了)。在她的婚姻中,她作为重点而特别强调的就是既不要肉体上的吸引,也无需共同的兴趣。对于卡莱尔而言,她的丈夫首先要能够无论如何都认为她是正确的,这样才能令她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自由地从事这项高风险行业,并决定不要孩子,而且还要最充分地做她自己。她感到她总能指望她的丈夫毫无疑问而且无条件地接纳她、赞赏她。这种体验与卡莱尔人生中出现的其他人是多么的不同:其他所有人似乎都对她有所期待,对她的爱都是有附带条件的。

        其他人谈到关于不被接纳的痛苦的故事都带着这样一种感觉,感到他们自己是谁并不为他们的配偶或者朋友所重视。那些努力争取让自己被父母所接受和看重的辛酸故事最终往往以屈从或怒火中烧告终。然而有时也会有些幸福的收尾。芭芭拉谈到,她用了一生时间去寻求她那没受过教育的母亲对她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予以看重。当她想要上大学时,她母亲认为那是浪费钱,因此芭芭拉在整个就读州立大学期间都是自己付费的。在毕业时,她母亲只问了句:“现在你该结婚了吧?”

        芭芭拉从事广告工作已经好几年了,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位她以前的同学,她现在正在完成她的文学博士论文,而芭芭拉以前也正好是主修文学的。这位老同学说,芭芭拉曾经在课堂上说的一些话鼓舞了她的论文研究。芭芭拉陷入沉思:在她朋友眼中她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文学评论家。因此,芭芭拉决定自己要重返研究所。她母亲对她并不谅解;她无法想象芭芭拉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甚至不去结婚,只是去做一个学生待在散发着霉味的图书馆里。但是当芭芭拉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工作并给了她母亲一本装订好的论文复本时,她在母亲眼里看到了一线光亮,而这是她前所未见的。透过模糊的泪水,母亲望着她,说道:“那么,这就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写一本书。一本书!”然后抱住了她。书就是某种具体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她母亲所能理解的。最终,在她们母女之间有了理解与接纳的联系纽带。

父母无疑是第一个重要的形象,有了这一形象自尊感和接纳感就被巩固加强了。同龄人提供了另外一系列(往往是更为激动人心的)必须被跨越的障碍。我的研究中的大部分参与者都自发地描述到在他们的不同年龄阶段是如何被他们的同龄人看待的。这提供了一幅关于他们的发展得以发生的背景的素描轮廓。男人几乎一致地报告了他们的个头:对于男孩子而言,个子太矮是一个严重的发展性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超凡能力对于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而对于女孩子来说,羞怯与超重是在感受被接纳方面的相似障碍。无论何故而被同伴拒绝,积少成多就会导致持续的对拒绝的预期,甚至可能对他人产生严重的回避退缩行为。这样就没什么好值得惊讶的了,在我的调查对象中,那些感到事实上至少能被他们的一些同龄人所接纳的,他们所讲述的人生故事与那些没有为同龄人所接纳的人的就非常不一样。

        而在依恋的消极一端就是丧失了最为重要的他者,在坦诚相见的关系中我们害怕失去他者的爱。我们在坦诚相见的关系中的需要并不仅仅是要他者的存在,而且还要他者的赞赏、理解或认可。

        在研究对象对他们生活的叙述中,围绕着坦诚相见的确认与接受的紧张和兴趣从10岁开始,到成年早期达到顶点。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是一个发现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阶段: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哪些观点是富有特点的、哪些是可预测的。我们也会去探索自我哪些方面是具有可塑性的、哪些方面是固定的。举例来说,一个男孩可能了解到尽管乔治满街说他是脸上长满粉刺、身上带虱子的卑鄙小人,可是其他大多数人还是会公道地认为他是有吸引力的。相似的,一个女孩可能会明白,无论她在她的头发上花费多少时间,买多么贵的化妆品,她都永远不可能被认为是美丽非凡的。

        人们到了大约25岁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在现实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阅历,使他们能够知道自己在他人眼里是多么机智、有吸引力、受欢迎、风趣、好胜、敌对等。他们交到自己的熟人并认为是理所当然。他们也开始解释这一事实,即他们可以满足关系需求(对共情、共鸣、情感、依恋,等等诸如此类的需要),即便他们并非绝顶聪明或者魅力非凡或者广受青睐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发现的过程(至少有一些人能够真诚地对待他们)。

        约翰是一个极为英俊潇洒的年轻男患者,他的自我很脆弱,有着奇怪的强迫症状,他觉得和别人在一起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和别人在一起时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难以松弛下来。他特别害怕女性的注意和男性的竞争。他最初和人打交道都是僵硬而冷漠的,他也意识到人们可能因此认为他很奇怪。由于无法调整他这种“奇怪的”行为,他最后就忍受了他们对于他的这些看法;他认识到人们之所以认为他是一个怪人是因为他行为方式古怪异常。这就容许他对别人尽量少去做些古怪的事情。

另一位患者是15岁的斯蒂芬妮,她总是戴着大檐牛仔帽。在我逐渐了解她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总是戴着这顶帽子。她说这很容易解释:人们总是拿她戴着这顶帽子开玩笑,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再开她的玩笑的时候,她就知道那不过是因为她的帽子。

约翰和斯蒂芬妮最糟糕的恐惧就是被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所拒绝(感到简单、深邃和无法挽回的不可接受)。而我们一旦能够把拒绝体验放在我们整体的自我并没有被拒绝,或者被拒绝是因为他人的无能而非我们自己本身缘故的背景中去考虑,这种被拒绝的体验就变得更容易控制了。认知建构疗法就是重点运用这一主题思想,重新解释拒绝的含义以维护自我固有价值的意义。

羞耻感就是我们呈现了我们自己某些重要的部分但是却在他人眼中看到不厌其烦的结果。羞耻感的极端表现就是一种遭到毁灭的体验,更概括地说,它是位于坦诚相见体验的消极一端。未被镜像的自我就破碎了。由于没能成功维持它的凝聚力,结果就面临着遭到毁灭的威胁。因此,来自他人共情的、重视的以及接纳的坦诚相见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情感营养素;没有这些我们将不成为我们。


6.5琼

琼作为三姐妹中的老二,和大姐、三妹各差一岁,她从小是在一个小镇上的一个为大家庭所包围的亲密家庭中长大的。琼的母亲投入很多精力去哄孩子,带着她们玩、带着她们看电影、给她们讲故事,也让她们接触竞标和比赛。而相比之下,琼的父亲就太心不在焉了。他非常繁忙,常常是在一项接一项的工作和责任之间奔波冲刺,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们。琼的袓母就住在附近,每当琼和姐妹们去看她,陪她消磨时光时,她看起来总是很开心。

琼觉得和她的姐妹们是共同成长的,同时也被看做是一个整体。但是当琼回顾过去时会感觉到她比她两个姐妹更需要拥有父母的兴趣和情感呵护。“我似乎更愿意和父母走近,发现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并去发现我和他们的共同感兴趣的事情。我尽量模仿他们,这样我就能发现我们共同的事情。他们过去常常说我是一个从不给他们惹麻烦的好女儿。我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他们对我很满意。”

只要有人在旁边关心呵护,琼总是感到安全放心。当她的父母忙碌时总会有她那些有空闲的叔叔阿姨或表兄弟姐妹来陪着她。她可以去很多家去看电视,留下来吃晚餐、玩耍,或只是打发时间。琼感到很受欢迎,到处自在闲逛。当她的父母外出旅行时,她很容易和其他亲戚或她朋友的家人相处。在和姐妹争夺父母的爱的竞争中,琼感受不到和她们多亲近。即使才5岁,她就已经开始选择和她自己的朋友玩要。尽管很艰难,她还是尽其所能忽视她的姐妹们。试图成为她朋友中的领袖人物,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筹办活动。她在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思考就在尽力模仿成年人;她努力成为幼儿园老师的助手,而且也希望成为班里面最有责任感、最值得依赖的一个人。

描绘她10岁的生活时,琼勾画出一个“男友”,在她8岁的时候变得对她重要起来。他们是同班同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就像一对,是真正的好朋友。我们甚至思考我们将会拥有的梦一般的婚姻生活。我们真感到自己陷入爱河了。”琼回忆说,她在这个年龄段的渴望就是成为成人世界的一部分,而有一个男孩能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她相处令她感到自己长大成人了。

在这个小社区去上学,她感到很强烈的对班级的归属感。但是当有这么强烈的群体感受时,她就很难感受到和任何特定的人的亲近感。她和她的群体成员一起参加了很多活动,包括参加童子军、参加教会活动、参加课外学习,以及在周末去旅行和户外活动。关于这个小小的、乡土风情浓厚的环境,琼说:“我一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而且还是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的美妙地方。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亲密无间的温暖感觉,但是那里并不存在谈及个人事情的差异,就像我和家里的关系那样。与他们分享情感看起来似乎并不恰当。”

在10岁左右这段时间里,琼开始感受到她自己对于家人的保守与冷漠。她觉察到情感表达对于她而言并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她有一种想和父母亲近的愿望,但是她又感到对他们所有人来说,让自己体验到亲近感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和同龄人关系很近,这花费了我很多注意力。我家里人开始关注得更多了。通常情况下,我的父母忙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并没有感受到他们真实的存在。我猜测,我是放弃了,没有再努力去感受到这一点。我那时已经意识到在我所希望的关系状态与它的实际状态之间的差距。我想那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某种距离。我试图和我母亲谈话,而她却没有真的用心和我交流。她昏昏沉沉的,不知所云。而如果我和父亲谈话,则通常会谈到一些需要动脑思考的事情,而我也会感到他并没有真正觉察到在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试图为他所接纳,做那些能接近他的事情。我尊敬他。我的父母也很为我而骄傲。但是他们没有察觉到我的困难,他们真的不了解我。

即使是她的祖母在那时也和她有很大隔膜。“她更适合那些更小的孩子。随着我们逐渐长大了,她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就艰难起来了。我不再和她那么亲近了。”

而在她的大家族里面,琼也感到了更多的踌躇和疏远。“去他们家里,我感到不舒服。我还是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害羞,会感到我可能在那儿不被接纳:仿佛不太确信他们是否喜欢我(他们是否真的愿意我在那儿)。”

即使到了10岁,关于自己是如何被期待的琼还是有种强烈的感觉,不会“表达自己的恐惧或者阴暗面。我总是感到我不得不坚强而且恰当,但是还有些我无法展现的方面。我不能像个傻瓜。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在她的青春期中期(在15岁时),琼发现自己对母亲日益挑剔、苛刻起来。她觉得她的母亲太个别了,一点不知道自我控制。她希望她母亲能够多关心一下别人都在想什么,就像琼自己做得那样;而且不要穿戴那么扎眼的外套或者做派就像她自己还是十几岁似的。在这段时间里,琼试图和姐姐亲近,但是她们的竞争阻碍了她的努力。她感到受到打击,觉得她姐姐指责、奚落她。

这时琼也开始第一次在学校作业上遇到了麻烦。数学难住了她,但是唯恐任何人知道这事儿。当她无法再掩藏她失败的成绩时,她向她父亲吐露了这个秘密并且愿意向他寻求支持。“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一点软弱。我感到即使我有所有这些瑕疵也依然会被接纳。”

在这段时间里,琼和两个男孩子的关系最为密切。奈德是一个比她大3岁的朋友,已经移居到另外一个州了,琼感到可以很安全地向他坦白一些她和家人的不和睦。她可以向奈德在一定程度上“打开心扉”。在他们不断地主要通过书信来共同创造的安全而又激情的关系中,他们幻想着他们正拥有着的关系,为彼此失去而感到痛苦。(他们彼此很少见面。)琼之所以能和奈德谈话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而且离得足够远,这样她就能够忍受因为分享更多她的内在自我而带来的风险。

琼的另一位密友是拉尔夫,琼的第一次性关系是和他发生的。他们在一起很愉快,但是大部分都是肉体关系。他出身于较低社会阶层,很爱慕她。和他在一起非常美妙,因为他能够全然接受她;这样她能够感受到自由与舒适。

20岁的时候,琼离开家上了大学,她发现自己属于几个不同的朋友圈子。她和一些一起长大的人加入了社区团体,试图在大而冷漠的州立大学中营建一个有很多分享的安全的环境。琼再一次成为领袖人物,但是她和任何人也没有特别的亲近感。她富有责任感,能料理事情,但是她依然还是害怕向任何人显露出她的“阴暗面”。人们信赖她,指望着她的力量与能力;但他们对她平静外表下的忽隐忽现的冲突与痛苦却视而不见。

琼可以从看起来有足够耐心、试图去理解她的迈尔那里寻求到某种亲近感。她觉得可以向他敞开一部分心扉,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社团另觅他路寻找他自己。随后,琼把注意力转向了拉瑞,尽管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感到很舒服。拉瑞“并没有敞开心扉。他拙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真实地谈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有兴趣,而且愿意和我拉近关系,真的在用心维持这层关系。”

尽管离开学校已经很久了,琼还是一直努力和那些与她共同成长的人保持联系。“我们真的必须努力使这些关系发展下去。和家乡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感情,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而且曾一起经历过每一件事,因此这里就有一种承诺的感觉。我会有一种强烈的与团体有联系的感觉,我身边会有亲近的人。跟老朋友在一起可以满足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即便是我不和他们谈论我的近况或者我的感受。”

当她在家待业时,琼再次试图和父亲拉近关系。“我仍然尊敬他,并对他的工作赞赏有加。我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兴趣是和他比较相像的,因此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有共同点的。我试图让他成为我生活许多方面的一员,和他走得更近些。这起作用了,但是我总是为我们不能足够亲近而感到挫败。他虽然有兴趣和我交流,但是却仍然忙于他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情,因此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未必会真的出现。向他表达我自己真的很艰难。”

而在另一方面,琼感到她母亲正在努力接近她,但是她说她母亲“并不真的知道怎么和她建立关系。她靠近,我也感到不舒服。她太关注她自己那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真正走出自我的樊笼。看起来她不太与现实接触。她一向非常理想化而看不到问题所在。一旦我试图告诉她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我的任何恐惧或者疑惑,她都将受到打击并完全心灰意冷了。”

琼在25岁时,生命中的主要焦点是努力和人们发展更多的私人关系。她正在铸就一段意气风发的计算机程序员职业生涯,但是却觉得在她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把她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开发。虽然被众星捧月一般,她依然感到孤独。

她最近的男友亨利曾经帮助她学会摆脱这层束缚她自由的躯壳。“他和我父亲非常不一样——非常容易相处,更自然一些,不那么费脑筋或者严肃。尽管我总有一种希望关系状况能更上一层楼的意愿,我还是感到和他在一起真的很自由,可以相当多地表达我自己。我觉得他了解我,至少比以往任何人都了解我,我希望自己对他更重要。我们既是情人也是朋友,但是他不想要任何承诺。”当亨利在另一个城市有了一份工作后,琼发觉她不得不试着自己生活。要忍受与亨利亲近感的结束而又不退缩到她自己的保护壳里去,真是一种挑战。

琼开始破天荒地第一次与女性朋友有了情感上的亲近关系。她加入了一个宗教团体并找到了一些朋友,和这些朋友在一起她能够分享她的感受和经历,尽管她一直在和她压制自己和无法在关系中感到自在的倾向作斗争,仍然怕对自己的表达太情绪化。通过她不断提高的自我意识和与他人的亲近关系,琼开始对她母亲理解得更清楚了。她开始去填补那些使得她母亲看起来如此空虚的空白,并且开始形成一个她母亲真实的也更为成熟的形象。在此过程中,琼也开始更多地为母亲所“了解”。

当琼变得能够更加条理清晰地讲述她和别人之间距离感的体验时,她才发现原来她妹妹和她感受到的东西都差不多。对于这种普遍挣扎的发现把她们凝聚在了一起,她们开始去探索在她们人格和早年岁月中的相似之处。这种对内在探索历程的分享使她们能够在人生中第一次走到一起,而琼现在也开始把妹妹看做是自己最棒的朋友。

同时,她和妹妹也开始一起接近她们的父亲,谈到她们是如何开始感到彼此之间情感上是如此遥远的。“我们开始聊些很私人化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关系和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开始以更加平等的身份看待他,而不是仰视他,这样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开始发现我们人格之中有很多相似之处。”

琼详细谈到了在她生活中所有其他的朋友和人们,谈及他们是如何很好地了解她的,以及她自己能向他们展现到什么程度。奈尔是琼的一个亲密共事的女性,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感到放得开而且自然——可以就做我自己,不需要为了什么事情对我加以判断。她接纳我,而这一点帮助我真的接纳我的本貌。”她仍然因为和姐姐的关系疏远而感到沮丧。“我真的希望我能使她明白我是怎么看待事情的,但是我们不太能够领会彼此的意思。”

而对于她在计算机顾问组中的一个朋友马尔蒂,她说道:“我可以和他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些我关心的事情和那些他所关心的他家里的事情。我过去常常对他抱有幻想,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只是兄妹关系而已。”

对于她偶尔的情人汤恩,她说:“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关系。我可以表露我的感受。我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然后通过这个变得更亲近了。我们肉体上感到很亲近;我们也可以就是一起分享一些事情。”对于她的一位宗教团体的朋友本则感到一种强烈的友谊。“我感到精神上和他很近。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相互了解(真的很清晰),就像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看见一样,而且谈论那些深深触动我们的事情。”

26岁时,尽管这要冒着揭露自己并被了解的风险,琼还是开始强烈地专注于尽力把她的真实自我带入她与他人的关系当中,并为他人看到和认可。由于是在一个显得富有安全感和依恋感的关系环境中长大的,琼以变成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的代价在家中换得一块“特殊的”地盘。她学着做一名特别乖的女孩,埋藏了她自己所有那些可能不会被接纳或者喜欢的部分。琼热切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非姐妹中的一部分,她急切希望自己“长大成人”加入到她父母的行列中去。通过做这些,她必须否认自己的愚蠢和不成熟——而这正是一个儿童自然而然的感觉,有了这些才像个孩子。但是在早年,当她开始意识到她要把自己的一个重要部分拋在身后时,她开始痛苦挣扎:什么时候(甚至她是否能够)敢于冒着她作为一名令人仰慕的成功领导者、模范女儿和杰出学生的风险,去暴露那些她自认为是自己“阴暗面”的部分。从那时开始,琼开始与那些能够接纳且有所回应于她自身更为情绪化更易受伤的“真实”部分的人建立关系。她非常强烈地需要人们去确认她的内在体验,而不是期待她去做那些假定她应该做的事情。她需要那些能够映射和聆听她的人,而不是那些“昏昏沉沉不知所云”的人(就像她母亲留给她的印象)。不管多么矛盾,她都希望人们能够“了解”她。

就像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那样,琼也是从他人的眼神中来看自己,希望从他们对她的接纳中发现一条接纳她自己的小径。由于很容易在团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琼希望在他人那里看到具有她自己唯一性的秘密,但是又怕太特立独行、太与众不同。这样,到底是为他人而存在还是为与他人共存的问题就主导了琼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漫长之旅。

“漫长之旅”原文为“odyssey”,首写字母大写为《荷马史诗》人名,小写喻其所经历漫长之旅。——译者注


6.6透明:了解过头

尽管大多数没有因拒绝或伤害而受到太大的精神创伤的人都在努力争取让自己与人际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交流,我们仍然会有对我们的一部分有所保留,把这份作为我们的秘密和隐私(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我的患者感到他们被了解得太多了而缺乏个人空间的时候,还有当他们为我们之间太没有距离感而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就会带有挑衅地说:“还有些事情我从来没对你讲过。”莱恩(Laing,1965)指出,过于被了解就会陷入疆界脆弱而带来的危险。假如这些疆界被破坏了,自体就将难以避免被侵犯或吞没。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我们希望能去决定和那些与我们关联的人分享多少我们自己的故事。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却暴露无遗就会感到自己像被侵犯或者被控制了。

我的一位研究参与者路易莎是一位30岁的社工,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带着一个幻想,就是她的母亲是全知全能的,知道她所有的小秘密。在她上一年级的某一天,她和一个朋友逃学了,这使她母亲几个小时后去接她时就生气地问她干什么去了。对于路易莎而言这就像是她母亲具有“看穿”她的能力的证据,她感到无助,无法确信如何才能完全摆脱她母亲。这种关于她母亲的幻想使得路易莎一生都在为捍卫她的隐私而努力。她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的太多事情,只是告诉他们“想要知道的”内容,同时她也学会通过做一个帮别人答疑解惑的人而与他人接近。但是一旦提到关于她自己的任何事情她就变得很恐慌,除了那些最表面化的细节之外无法分享任何东西。当我访谈路易莎的时候,她刚一会谈就开始大哭起来。她已经同意了把访谈作为尝试着谈论她自己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试着获得鼓舞而去看治疗师的。

对于那些没有坚定的自我感念的人而言,共情式的回应从一开始就是缺位的或者有问题的,他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去奋斗,以便能够在后面的发展阶段体会共情。对于这种人来说,为人所了解可能更像是敌对的或者危险的。由于没有那种坦诚相见的体验赖之以传达并发生坚定的自我与他人的界限,他们会感到自己就像是透明的。

我的“沉默”患者威尔玛(有一次她能够和我讲话)告诉我说在那沉默无声的几个月里她都有什么感受。好几次她都希望我就像她的猫,根本不用说任何话就能理解她。但是与此同时,前景令她痛苦不堪。如果我能够不用她说一句话就了解她的全部思想,她将会对我没有任何防御了:我将接管她(就像她父母过去那样),而她可能就像是我的玩偶,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这种透明化的体验是一种对我们要“展示”什么失控的体验。尽管这经常会在边缘性或者精神病状态中发现,它仍然还是有非精神病化的关系发展的一面。赤裸裸的展现(就像被看到“内裤掉了”一样,公开面对那些嘲笑和没有共情的眼神)瓦解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并引导我们希望掩饰我们自己并藏起那些可能比较脆弱的部分。坦诚相见的接触必须要校正准确并且恰如其分,过多或过少,会招致痛苦。有时候,我们不想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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