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火燃烧着诗歌之心的时候，举国上下正在沸腾，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高举“主观战斗精神”的旗帜，试图以诗歌为武器，唱出热血与愤怒。
胡风写道：
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
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
是我的祖国
是我底受难的祖国！
牛汉写道：
滾滾的黄河
在北中国
寂寞地湍流着
琥珀色的泪浪
像古骑士扔下的一张长弓
静静地
躺在草原上
这当然可以算作诗，充满力量，鼓舞人心，但它们太过急切了，失去了自我。诗人们借他们成全了自己“战斗”的夙愿。诗却不见了。那时，处处都可见这样的表达：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诗歌似乎再也无法前进了，就到这里了。然而，在遥远的西南边陲，那个荒凉的角落，藏着一所大学——西南联大，这是诗歌重新开始的地方。其时还是在校学生的王佐良，就敏锐地发现了“那年轻的一群”。王佐良这样写道：
这些诗人们多多少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外国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
首先要提的就是穆旦，在讲他之前来看看他的诗：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哎，那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从这自然底蜕变程序里，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这是穆旦作于1942年的《诗八首》的第一首。按照王佐良的说法，这首诗中有“肉体的感觉”，表现了“感官的形相”，同时又富于哲理。再看第四首：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那窒息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哪里还有“七月派”那种呐喊式的宣泄呢？有的是冷静，但又内敛着激情。胡风此辈诗人的诗中没有“肉体”，也就是“身体”，虽然力度可观，但没有坚实的根基。因此，诗也失去了自己的“肉体”，没有肉体，灵魂安在？诗的独立性就在这，诗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附庸，这一点可扩展到文学那里去。穆旦这样的探索，意味着诗歌的希望。诗歌回到了自我。“七月派”是前进的，而以穆旦为首的“那年轻的一群”，即“昆明现代派”则是后退的，撤到中国的郊区，坚守着诗歌最后的阵地。
难能可贵的是，穆旦并没有回避战争，他意识到，战争本来就是当时生活的一部分，他生活在战争中。他甚至奔赴前线，写下一首《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森林：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
我又自己倒下去，长久的腐烂，
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
从山坡到河谷，从河谷到群山，
仙子早死去，人也不再来，
那幽深的小径埋在榛莽下，
我出自原始，重把密密的原始展开。
那飘来飘去的白云在我头顶，
全不过来遮盖，多种掩盖下的我
是一个生命，隐藏而不能移动。
人：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中的嗡营，
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
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
游鱼，路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
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
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
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
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森林：
这不过是我，设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领过黑暗的门径；
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
全在这一边，等你枯萎后来临。
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
一个梦去了，另一个梦来代替，
无言的牙齿，它有更好听的声音。
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
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5年9月
这是一首被称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一首“肉体”之诗，亦是一首“灵魂”之诗。它对诗坛的主流诗歌是一种超越，诗人穆旦也超越了自我。
这样的诗人不止一个，还有那个评论家王佐良，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等，一大批，他们是扎推出现的，形成了“昆明现代派”，保留着诗歌的“火种”。
为什么一定是西南联大呢？首先是地理位置。昆明在中国的西南边陲，简直是“蛮荒之地”，有评论家称之为“边地”，确实如此。三校迁来此地，其实也是一种撤退，必须要撤退，唯有这样才能继续前行。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犹豫，这种撤退显然是“被迫”的，但是到了昆明，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从教师到学生，从生活到诗歌，泰然自若，颇有点老庄的样子了。这就是所谓“边地体验”吧。直接面向自然，面向荒芜。诗歌由此出发。昆明就好像中国的拉丁美洲，即便在那个年代，也能孕育出新的天地。
其次是战争的环境。王佐良在《一个中国新诗人》中说：“战争、自然，不仅是物质，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更接近它一点。两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建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他们的写作是和生活紧紧相连的，他们是有体验的，不是喊喊口号就做罢。他们是“上手”的，“上手”意味着激活肉体，继而锻造诗歌之躯。要是掉书袋，古人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二十世纪思想家海德格尔说的“存在”，就是这个意思。不难理解。
老师们的“先见”也是不可忽略的。燕卜逊是英国人，深谙现代主义那一套，给学生们讲艾略特、奥登，输送了现代派的血液。这一点很重要，王佐良、穆旦等人都是外文系学生，能直接与燕卜逊对谈，相当于在国内与西方的“现代派”撞个满怀。另外，冯至和卞之琳两位老师早已在寻求诗歌的新出路，冯至的《十四行集》与卞之琳的哲理诗就是阶段性的成果。学生们听他们的课，又读他们的诗，又岂能不受到影响呢？
这些诗人尽管各有各的风格，在诗歌创作上也是论争不断，但方向是一致的。他们在“中国的拉丁美洲”——昆明，在西南联大，生活，写诗。而这也是当下诗歌的一个源头。西南联大是不复存在了，昔日校园，已成遗迹，就连诗人们散步的街道也面目全非，但西南联大的诗歌精神依然没有失去活力，更多的诗人们籍此重新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