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翻译界的鬼才,文言文的捍卫者,清末民初古文集大成者

文/爱啃骨头的猫咪

清末民初翻译界鬼才,不懂外文,因一部《茶花女》一译成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看过一本外国名著——《报大仇韩利德杀叔》

如果都没听说过,那么“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韩利德”,你是不是听着比较耳熟呢?

没错,上面那本《报大仇韩利德杀叔》就是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最早版本的中文译名!

19世纪30年代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很多翻译家开始翻译了大量外国著作。同时,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翻译过来的题目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同时翻译过来的故事都带有强烈本土色彩。就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哈姆雷特》翻译过来的《报大仇韩利德杀叔》,其实就是仿照《三国演义》中第十回「报父仇曹孟德兴师」。

在当时清末民初,有一位堪称是我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且闻名中外的翻译家——林纾。他被誉为翻译界的鬼才,因为他”不审西文”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福闽县(今福州)人。他从小喜欢读书,在《林畏庐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林纾自己省下吃饭的钱全都用来买书,到16岁时,他或买或借读过的书已有三橱柜之多。为了能专心读书,他特意在家中墙上画了一具打开盖子的棺材,他自己站在棺材前,用笔在旁边题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他一生爱书,12岁就师从长髯博学的私塾先生薛则柯学习古文,之后,他遍读中国古籍,尤其对唐宋小说,钻研颇深,为后来翻译小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译界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他精通古汉语,不懂外文,和很多熟悉外语的魏易、曾钟巩、陈家麟等留洋人士合作翻译了200多种外国小说。

林纾的翻译生涯开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那年他的妻子病故,郁郁寡欢,意志消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排遣郁闷,便邀请他一同译书。去法国留过学的王寿昌口述故事情节,让林纾再以古文写出。2年后,《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此书一出版,立即风靡全国,因为这类题材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闻所未闻,再加上林纾优美凄婉的文风,情深意切的叙述,也因此成为文坛和中国读书人中间的最大盛事,翻译家严复作诗盛赞曰:“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自此,林纾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大量翻译欧美作家的名著。台湾萧一出先生曾对林纾翻译的作品进行了分类:伦理小说8种,社会小说21种,传记轶事23种,义侠小说2种,讽世小说2种,政治小说5种……以原作者国籍区分,英国100种,法国27种,美国13种,俄国8种,瑞士2种,希腊、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各1种,未详者4种。尚有交稿未印者17种,存目待访者若干。共计近200种,100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笛福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

他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所著《韩柳文研究法》成古文研究典范之一

虽然林纾因其译作而广受大众的瞩目,但他作为古文大家,他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的举措也值得关注。

在古文点评方面,林纾著有《左梦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左传撷华》《古文辞类纂选本》等。其中,《韩柳文研究法》一书,精选韩愈、柳宗元古文近一百五十篇,逐一品评,剖析文理,对后人理解韩柳古文极有裨益。并且,这部作品以韩柳文并重,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自唐朝以来韩柳优劣的争论。

《韩柳文研究法》初版于191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书以文言写就,仅有句读。此次《韩柳文研究法校注》在原书基础上再次重新排版印刷,进行标点、校注,同时大致按照韩、柳文集的文体分类及顺序,重新添加小标题,方便阅读。同时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将书中很多异体字、古字、避讳字和不规范字进行改写和校正,将原著中原有的“原注”重新注明,并附识“校注”。最后,作者林纾未言明所依据的韩柳文集的版本,在此特别注明。

林纾一生都在为“力延古文之一线“不懈努力,他曾在《震川选集》的序中说:“纾生平读书寥寥,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

在《韩柳文研究法》中将韩柳文并重,是林纾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柳宗元虽名列八家之一,但后世古文家对柳文颇多争议,扬韩抑柳的呼声不绝于耳。以宋代朱熹为代表的的理学家曾斥责柳宗元的文章“于道之不纯”,而清代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责柳文“义法”之疵。但林纾并未受此束缚,他曾在《答徐敏书》中提到:“至于韩柳欧三氏之文,褚叶汗渍近四十年矣。”而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林纾更是力主柳宗元“为昌黎配飨之人”。

林纾读韩柳文,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挑选的都是韩柳名篇,韩文67篇,柳文72篇,与以前点评多议论其政治背景、道统、学术、人品等不同,这本书更显得纯粹。林纾多是从文章的艺术角度切入,点评文章的宗旨、字句、文体文法以及艺术价值的精妙之处。而且,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林纾的点评中都渗透着桐城派的“雅洁”旨趣。

在此书出版数年后,林纾就卷入了与“五四”新文化人的论战,为了延续古文命脉而奔走疾呼。

他是“文言文”的卫道者,与胡适、刘半农关于文化“新旧”进行论战

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理论上阐释白话文的方向、原则。其实,对于胡适关于白话文的提倡,林纾也表示认同,但唯有一点,他与蔡元培、梅光迪等人观点相似,认为应该给中国古典文明留下继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不应全盘推翻古文。他赞同渐进式的文化改良,但不是打到一切的扫荡式革命。因此,1917年2月8日,林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称“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必有一二巨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

事实上,从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林纾等人对不废文言的看法很有先见之明,但当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先生自信满满并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些话语也必将封死双方探讨之可能。

林纾存古不废今的立场遭受一众新文化运动文人的群嘲。1918年3月15日,刘半农同好友钱玄同一起演了一出“双簧”,引发论战。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给《新青年》写信,故意以文学旧派口吻褒扬林纾:

“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及。”

然后再由刘半农化名“刘复”,以《致王敬轩书》回信,逐一驳斥王敬轩对林纾的吹捧,其言语泼辣,讽刺十足。

自此二人的双簧信以及《新青年》极端激进的言辞,在文化圈引起激烈的反响。而旧派文人林纾对此不可不反感,而后他迅速公开发表一篇影射小说《荆生》给予反击。而此举再次正中《新青年》下怀,各路新文人对林纾的文章逐句分析批驳。林纾双拳难敌四手,很快败下阵来。

表面上看来,林纾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对数千年来儒家文化核心的坚守阻碍中国先进文化的进步,但其实林纾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命运的担忧。他是古文的卫道者,他维护古文的权威,也是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曾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

民国才女苏雪林曾说:

“中国文化之高,固始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的时间,也自有它的博大精深。沉博绝丽之处,可以叫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 。所谓三纲五常之礼教,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之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它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保留和学习古文、文化的意义所在。而此时重印重读《韩柳文研究法》,也是唤起我们当代人对古文的重视,鼓励我们加强对古文的文化艺术价值的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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