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沦落群芳散 ——《红楼梦》(一)雅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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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典型性格的不下百人。但是说到主人公,无疑是宝玉、黛玉和宝钗。书中提到“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在“终身误”中,作者写到“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朱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可以说,全书就是围绕着宝玉、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爱情关系来展开的。

  我们先来看宝玉,宝玉在未出现时,他在黛玉心中的形象是“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在看过宝玉的样貌后,黛玉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正是对“木石前盟”的呼应。在描写了宝玉的外貌后,书中又道“看其外貌最是极好”。接下来是《西江月》一词对宝玉的评价,如此可出作者对宝玉的肯定。通过对宝玉的肯定,作者同时也肯定了和宝玉同属于一类的“不通世物”,“行为偏僻乖张”的与正统封建思想和道德不相容的一类人。包括以黛玉为代表的晴雯、尤三姐、司棋、芳官等人。而与他们相对的,自然是维护封建主流思想和道德的人物,是以宝钗为代表,包括王夫人、袭人、秋纹、麝月等一大批人。

  在《红楼梦》中,前者是以“雅”的形态,后者是以“俗”的形态出现的。对于“雅”与“俗”不能过于简单的理解,而应在文本中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说,少数边缘人已经具有“反媚俗”的思想和行为特点。他们保持着自我的独立性,在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中,以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来维护着个性和尊严。而后者以个性的丧失,来适应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地为了随波逐流而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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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是《红楼梦》里的主人公,他真诚善良、待人亲切。在贾府中受贾母的溺爱,单纯、天真如孩童。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对“经济仕途”深恶痛绝。看似“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实则大智若愚。对世态人情,功名利禄都看透。并没有通过科举作官的贾政,庸碌无能,对国家和百姓没有什么贡献。最后在官场的倾轧中,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导致贾府的衰败。而靠科举取士作官的贾雨村,为了攀附权贵,昧着良心徇私枉法,最后也和贾政一样,避免不了革职罢官。而“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的宝玉,却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在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变得日益僵化和反动的时代,是具有不同寻常的进步意义的。这实质上是在媚俗的境遇中,坚持自我天性中的纯真善良。不为虚荣和名利所动,保持本真性情的体现。

  贾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是他不媚俗的又一表现。媚俗就要追随大众,人人同一,不能有自己的性格,行为也不能有任何出格的地方。个体放弃他独有的个性,完全承袭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变得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变得和他人期望的一样。以虚假的需求代替真实的需要,以虚假“我们”掩盖真实的“自我”。薛宝钗、袭人等人,就被当时的封建主流儒家思想,规训成了没有自我,没有独特个性的人。她们由“我”而被异化成了“我们”,个性被共性所掩盖。她们共同遵守着“集体自欺”的法则,彼此看起来很要好,其实是相互利用而已。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暂时结成同盟,也同时站到更大的阵营——媚俗的大军之中。

  对这些人,宝玉只有鄙薄而已。他表面上与她们相处的很和谐,实质上却越来越疏远。史湘云本来在媚俗与反媚俗之间徘徊,宝玉也曾对她另眼相看。但是她可能太单纯了,不知不觉地被宝钗和袭人等人所拉拢,也差点成为媚俗的鼓吹者。书中写道,她笑着说道:“还是这个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官的,谈请谈请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出些什么味。”她本性淳朴、善良、天真,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话,是在鼓吹媚俗。也可能是因为宝钗、袭人等人的影响,让她不自觉地和她们说一样的话。她的本性可以说是天真无邪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被宝钗和袭人所蒙蔽。

  在表面看来“至贤至善”的两个人,她怎么能想到她们如何虚伪呢?所以她虽然这么说,并非是她的心里话,只不过是她心直口快,真心关心宝玉的表现。所以她和薛宝钗、袭人这些媚俗的真正鼓吹者,还是有区别的。但即使如此,也让宝玉大觉逆耳。对他来说,任何媚俗的言语和行为都是可憎的。所以他道:“姑娘请到别的屋里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明确地表现了拒绝媚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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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俗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境遇,《红楼梦》的作者将目光穿透时代和历史,将人类的一种最为持久、最为激烈的斗争以优美婉转,悲天悯人的笔调写出。使人回味无穷,给人以深沉的思考。媚俗所造成的悲剧是个性的丧失,是对平庸的妥协,为了利益和虚荣,而放弃真诚和善良。

  《红楼梦》中晴雯的悲剧,就是“媚俗”的人们一手造成的。她反抗“媚俗”,采取的是不妥协的“入世”方式。因此,“媚俗”的人们想方设法排斥、打击和迫害她。而她坚决地反抗,加剧了她的悲剧进程。在贾府中,上至王夫人,下到她的忠实追随者袭人,以及被她们“陶冶教育”的秋纹,麝月。上下串通一气,迫害晴雯,在她病重时把将其赶出贾府。明明是袭人“作怪”,却让晴雯“担虚名儿”,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袭人总是怀疑晴雯抢了她的位置,但是这只是她的假想。再加上她们属于不同的对立阵营,所以“出了名的至贤至善”之人,在抓住了有利时机之后,立即落井下石。正如晴雯的嫂子所说的“可知人的嘴是一概听不得的”,“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

  “媚俗”的人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就如同那些“好好先生”。他们整日称赞这个,讨好那个,遇事只装做不知,处世圆滑,当然会给人一个好印象。但越是这样的人,越奸诈狡猾,让人防不胜防。所以看一个人,决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古诗有云:“疾风知劲草”,往往是那些真正有胆识,那些敢于拒绝“媚俗”的人,总是受到误解和迫害。那些不与媚俗妥协的人,也都很聪明,甚至他们看事情比别人更加深刻,也更长远。但是他们明知道自己会受到委屈甚至迫害,却仍然义无返顾,勇往直前。

  宝玉为晴雯写下《芙蓉诔》,也是写给他自己,写给黛玉,写给那些在“媚俗”当道,敢于反叛和斗争的高洁之士。就连平时里“小心眼”的黛玉,读后也说到:“好新奇的祭!可与曹娥碑并传了。”而一向“宽厚温柔”的袭人,一听宝玉赞晴雯,便大骂起来。由此可见两种人的真伪优劣。宝玉对晴雯的感情,是纯洁和真诚的,他对晴雯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他毫不犹豫地将她与那些堂皇正大、千古不灭之物相比。同时对历史上那些不肯媚俗从众的高洁之士加以给予肯定和赞扬。爱国遭陷,不肯随波逐流的屈原;贫困自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他们虽然知道只要妥协低头,阿谀权贵,就可以安度一生,富贵一世。但是他们拒绝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宁愿放弃这样的生命之轻,而选择了生命之重。同样,司马迁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为李陵辩解,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是他认识到了生命之轻重,得出了“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两种不同人生价值观。

  晴雯在拒绝媚俗的时候,采取的是积极的“入世”的态度,而黛玉采取的是消极的“避世”态度。因为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所以,她对媚俗的态度更明显地表现为思想上的反叛,这点她和宝玉是一致的。他们同处在贾府的上层,对媚俗的不妥协,表现为在行为和思想上以“雅”对抗“俗”。他们对个性自由和美好爱情的追求,对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社会主流价值的否定和反叛,就成了他们反抗媚俗的主要内容。而且宝玉具有“混世”和“避世”两种性质,由“混世”的反抗,到“避世”的远离,是他反对媚俗的方式的更替。在他和黛玉的爱情还有希望的时候,他对贾府和大观园有所眷恋。虽然对媚俗的世道很厌恶,但却没有完全地厌世。还有“林妹妹”,还有知己“晴雯”那样真心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人,还有那些美丽纯洁、天真无邪的少女。但是晴雯死后,他和黛玉的爱情也在封建主流意识的高压下逐渐枯萎。大观园里的姐妹们一个个地离他而去之后,他也就对“污浊”的世界没有了一丝的留恋了,于是遁入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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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对不媚俗的人物,持有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在第二回,他就借贾雨村之口说道:“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作者在《红楼梦》中,就是通过对两个清明灵秀的人物,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来表达他对这些高洁灵秀的人物的热爱之情的。作者在描写他们时,是饱含热泪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写的是悲剧,因为主人公们是污浊的社会环境所不容的,他们选择了叛逆,选择了生命之重。虽然他们的美好生命在与媚俗的斗争中毁灭,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如同凤凰一样,在“永劫回归”中再生。这是存在天地宇宙之间的浩然之气,是永恒不灭的崇高精神。作者是以“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心态来书写的。他写的不是帝王将相和世俗权贵,而恰是“情痴情种”和“逸士高人”。他们在那个社会里,是最“没用”的人,但是作者却对他们情有独钟。

  在反对媚俗的问题上,宝玉和黛玉是最坚决的、最彻底的。所以在大观园里,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知己。正是因为黛玉从不媚俗,所以在大观园里人缘不好。她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丝毫没有虚伪和做作。从不为了讨好别人而曲意奉承,而且对媚俗的人和事加以嘲笑和讽刺。正如宝玉所说:“林姑娘从未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在宝玉的心中,黛玉的地位之所以与宝钗、袭人等不同,除了在他们初次相见之时,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黛玉见到宝玉:“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也说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这段描写,既肯定了他们的“心有灵犀”,也照应了“木石前盟”。但是他们这时对彼此的印象,只是处于先天的直觉阶段。而他们真正相互理解,还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书中写道:“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两个人在思想上都是站在拒绝媚俗的一边,所以即使也有一些猜忌和不合,也都不是根本上的分歧与对立。

  而宝钗、袭人则不同,他们从根本上是站在两个阵营中的。他们以主流自居,对宝玉时时进行思想意识上的灌输,总是想把他从反抗媚俗的边缘立场,拉入主流大众之中。湘云由于单纯和轻信,也附和着他们对宝玉灌输经济仕途的言论。其实她虽然没有明确的主流与边缘,媚俗与反媚俗的观念意识。只是她从真诚出发,言语和行为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反媚俗的倾向。如书中写道她和宝玉一起吃烤鹿肉,诗社里的人来找他们,“那边宝钗黛玉平素看惯了不以为异,宝琴等及李婶深为罕事。”

  在湘云的鼓动下,除了黛玉,其他人也都一起吃了起来。她说道:“你知道什么!‘真名士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这句话是对着黛玉说的,“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但是这也不能说是黛玉假清高,而是间接地讽刺了那些附庸风雅的人。当附庸风雅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不俗,也会去欣赏和品评高雅艺术。因此,媚俗相应地会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些故意标新立异的人,和真正反媚俗的人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媚俗特征并未消失,多少会表现出“虚假”和“做作”,我们可称之为“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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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观园里,有一个妙玉,可以视为“媚雅”的典型。妙玉的诗与黛玉和湘云不相上下,似乎更有一种超凡的意境。她在听黛玉抚琴时,能从琴音中听出喜怒哀乐,而且对茶道也颇有见地。但是既然清高,为什么要刻意表现呢?似乎她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都在显示“我多么地超凡脱俗”,我比别人都清高。就连一向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的宝玉,也认为妙玉“他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的目。”

  宝玉认为那些整日讲“经济仕途”,随时从分的人很庸俗。但是对高雅的妙玉,他却觉得“不合时宜”。如果说宝钗、袭人没有任何的个性,与“众”同一,完全地站在主流大众的阵营之中。那么妙玉的个性则太明显了,觉得她“孤僻”的不是一般的媚俗大众,而是“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宝玉。可见妙玉的这种清高,是刻意表现出来的。她给宝玉拜贴上写着“槛外人”,宝玉看完,直跳了起来。他不知道槛外人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回帖怎么写。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妙玉的故弄玄虚和矫揉造作。这不是故意表现与众不同,让别人感到高深莫测么?后来要不是宝玉遇见与妙玉做过十年邻居的邢岫烟,给他揭开谜团,还不知道怎么回贴呢。

  刘姥姥到妙玉的拢翠庵吃茶,妙玉为了表现自己“清高”,让把刘姥姥吃过茶的杯子搁在外头。宝玉一眼就看穿了她的想法,他从为别人着想的角度出发,让妙玉把茶杯送给刘姥姥。可见他虽然长在富贵之家,却也知道普通百姓的艰难。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妙玉答应把杯子给刘姥姥,还是因为“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她时时以一种与众不同,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者自居。

  宝玉说叫几个小幺儿来给她洗地,她竟然高兴起来,而且没忘嘱咐“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来。”她的言行举止,总是透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样子,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很俗,就她一个高标傲世,见识非凡。她说话总是在自我表现,既刻意又做作,所以她与反媚俗的宝玉、黛玉、晴雯等都是格格不入的。她的过分地自我陶醉,处处刻意表现清高,是典型的“媚雅”表现。而这种刻意的表现,反而让她失去了本来的自然个性,这是另一种“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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