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起来，东西方的英雄都是源于战争，甚至是职业军人——东方叫武士，西方叫骑士。
照写《法国文明史》的基佐的说法，骑士制度的实质，在于庄严授予兵器和从军资格。只有骑士才有资格穿成套的甲胄和佩剑，所以后来的堂吉诃德才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怪样子。而且只有骑士的儿子才能成为骑士。中国也是如此，只有士才有资格佩剑和乘马车。孔子的年少时很落魄，但官府召集全城的士去聚宴，孔子也去了，但门卫不许他进，他振振有词：我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武士叔梁纥，所以我也是士。孔子年老时最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颜回的父亲请求孔子卖掉马车，为颜回置一口棺材，孔子回绝了。按当时的礼制，孔子是士，出门必须配车，否则就失了礼。
无论中西，士都逐渐淡化了军人的功能，而升华为一种精神——最优秀（英）的男人（雄）品质。一般说，西方著名的骑士精神的核心是慷慨、勇敢、荣誉和爱情。这四个关键词纳入到中国的英雄身上，颇能折返出些趣味来。
慷慨在西方骑士那里多是“正义”的意思，慷慨激昂，理直气壮。有时候可以理解为“正义的愤怒”。古希腊人认为直接的愤怒，才是高贵男人的性情，《荷马史诗》的第一句就是：神啊，请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吧！
中国也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指的是荆轲、高渐离之流，虽为布衣之怒，流血五步，可令天下缟素。不知为何，后来中国对慷慨的欣赏多是慷慨的第二义：大方好施，似乎忘了激昂的前身。
至于勇敢，西方勇敢的“教科书”——荷马史诗里，塑造的最强大的英雄是阿基琉斯，但最勇敢的人却是战败的赫克托耳。赫克托耳明知不可能战胜阿基琉斯仍只身出战，面对抱着孩子的妻子的哭劝，“伟大的赫克托耳”说，这或许是我的命运，但我的心不允许我逃避。他要保护家国，更重要的是保护神庙。所以当阿基琉斯在折辱赫克托耳的尸体时，天上观看的神都哭了。在西方神话里，命运是诸神都不能对抗的铁律。这种对抗命运并根植在信仰之中的勇敢，的确在中国的传统中极为罕见。勇敢不只是一种担当或牺牲的气魄，也是一种道德。
这一点中西方庶几近之。比如春秋刺客要离，本是个孱弱瘦小的侏儒，为了刺杀流亡的王子庆忌，请求吴王当众烧死自己的妻儿，并斩断自己的右臂，由此投奔了庆忌。三个月后，庆忌带兵渡船，要离与庆忌同立在船头。船头风大，要离借着风势，跃起一击，将长矛叉入庆忌的胸膛。庆忌中矛后不倒，俯身擒住要离的脚将他倒提起来，把他的头沉入江中，反复三回，然后扔在船上，对手下人说，“放他走，天下不能在同一天失去两个勇士。”说完拔出胸口的矛，气绝而死。要离却没有走，而是仰头长叹：“我为了事功，谋杀自己的妻儿，是仁吗？为了报效吴王，刺杀善待自己的庆忌，是义吗？刚才被庆忌折辱后，如果贪生而退，算勇吗？”说罢，投身在茫茫江水之中。这其中有一种罕见的道德反思。我们在谭嗣同身上也能看见这种反思与担当的从容。
再说荣誉。当阿基琉斯去参加希腊联军开赴特洛伊时，阿基琉斯的神仙母亲，知晓命运，流着泪告诉他此去必会战死。阿基琉斯说：“如果命运对我这样安排，我愿意那时倒地死去，但现在我要去争取荣誉！”在英雄那里，荣誉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死神和慈母的眼泪。
这荣誉里，也包含着自身的骄傲及尊严。中世纪的骑士，常常因为一句轻薄的漫语，就相约决斗，不死不归。
但在中国，春秋以后，似乎就讥笑这种骄傲是潺头了。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不肯出击正在渡河的楚军，一定等到对方摆好阵才开战，结果战败，不久身死。这行为在当时已是兵家的笑话，并一直笑到了今天。
项羽和刘邦争天下，项羽与刘邦相约，说免于士兵与百姓的战争之苦，我俩个人决斗定胜负吧？刘邦哑然失笑，说算了，我们都不是小孩啦。后来大家都知道，项羽不仅败了，还因为骄傲自刎了。所以，有人说，项羽是中国最后一位有古典意味的英雄。
严格意义上说，“爱情”这个字眼儿诞生于12世纪的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宫廷，也就是“骑士之爱”。那时的妇女的地位，主要是贵妇的地位，正经历着根本的改变。西方教会历来把女人看作是勾引男子堕落的夏娃，而在近东的拜占庭帝国，圣母玛丽亚长期受到崇奉。这种圣母崇拜，经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引起观念上的变化。照朗松的说法，是“女人的王朝”开始了。
当时的骑士规则是，每个骑士要向公众公布他倾慕的对象，并把她封为自己的“荣誉托管人”。每个骑士都要无条件地满足“荣誉托管人”提出的任何要求。“骑士之爱”塑造了现代人的爱情观，女性的考验、漫长的前戏成为了恋爱的基调。
中国男人对女性一直有点警惕，他们推崇“风流”，而不是“爱情”。“风流”是有条件的，而无条件迷恋女性，在中国简直是大罪。希腊人为海伦远征打了十年的仗，最后回到希腊的不足十分之一。当最后斯巴达国王把他不贞的妻子带到兵士们的面前，让他们决定这妇人的生死，士兵们惊呆了，恍然觉得自己十年的热血没有白洒。杨贵妃就没这个运气，同样的处境下，士兵们叫嚣着将她绞死。
中国也有西方的“骑士”，那就是“冲天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只是在西方可以演化为史诗的剧情，在东方只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吐沫。
总结下来，其实无论中西，英雄的基本构成还是类似的：英雄的性格有点冲动（慷慨），俗称英雄气短；首要品质是勇敢；行为上愿为信念（正义、尊严或爱情）战斗，哪怕牺牲。
其实不知不觉间，英雄主义的气质已在时代中逐渐失落，代之为手段、算计和事功。当代更是如此，军人再有勇敢的品质，面对原子弹又能如何呢？
说起来，美国银幕上的超级英雄，是典型的美国当代精神的写照，跟我们小说塑造诸葛亮（算计）差不多。拿电影《复仇者联盟》来说：美国队长代表美国的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老东西，还有点伟光正）；钢铁侠代表张扬的个人主义；黑寡妇本是狠毒的前苏联间谍，后“弃暗投明”，完全是冷战胜利的象征；绿巨人是科学家（也包括钢铁侠），隐含着科学崇拜；雷神是个神话人物，完全昭示着当下多元混杂的信仰时代……
但几乎所有超级电影里的普通人，都对超级英雄们有种警惕——这是现代人的警惕——这么强大的，不可控的力量，在身边，靠什么约束他们呢？他们有什么权力替代我们来判决是非？搞得英雄们好委屈。
这就是我们，在困顿不平时呼唤他们，在安逸时警惕他们。但这不算错，只是时代处境。对我来说，我更警惕一种万能的，无法说它是错的话语模式：比如，英雄是你我他，是父母，是每一丝善心……这是用公德替代情操，用底线抹平高峰的方式，或许消解了英雄这种稀缺的品质和情怀。一把能开所有锁的钥匙，既消解了锁，也消解了钥匙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