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动了谁的奶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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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步闲驴
2017.10.24 12:57* 字数 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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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矫枉过正,事与愿违

董卓虽说进了京城,但还得讲究个名正言顺的管理权啊。


西汉早期的大儒家董仲舒把儒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的新儒学里,又糅合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念。一遇到自然灾害,那就是人没做好,遭天报应。东汉时期自然灾害频繁,皇帝经常会反省自己是否德政有失?每逢灾年,为了向天请罪,就有了或者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或者罢免大臣(找个大臣顶罪背锅)的传统习惯了。


正值久雨成涝,董卓暗示朝廷以此理由罢免了司空刘弘,而由董卓担任司空。司空主管礼仪、德化、祭祀等,属三公之一。董卓一跃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不管大家情不情愿,这个组织程序是合法的,董卓这次没有动用武力强迫,是众臣举荐、朝廷正式授予了董卓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和责任。


董卓

有其位就必须谋其政。董卓位居三公之一,就有了开设公府、征辟掾属、举贤荐官的权力。保家卫国需靠军事实力,治理国家还得知识分子。董卓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董卓很尊重天下的读书人,征召很多当时德高望重的名士出来做官。


比如礼聘大儒蔡邕(就是蔡文姬的老爹)为官,蔡邕称病不肯,董卓威胁杀他全家,于是蔡邕才就范。董卓十分敬重蔡邕的才学品德,举荐他,使蔡邕三天之内,升迁三次,轮流任职了御史台、尚书台、谒者台等三个朝廷要害部门,最后任侍中(皇帝近臣)。董卓强迫蔡邕做官的手段虽然显得野蛮无礼,但他求贤如渴的拳拳之心却也昭若日月。


蔡邕

对新提拔重用的一些士人,如周毖、伍琼等,也是信任有加。董卓听从周毖、伍琼的建议:“要想矫正恒帝、灵帝时期的弊政,就该征召天下有名望的士人,以收复民心。”令周毖、伍琼和重新回来上班的郑泰等,淘汰贪官、庸官,选拔有才德、被压制的士人。一时间,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被启用。而董卓自己的亲信部将,并未担任高官要职,只是担任一些诸如中郎将、校尉、都尉之类的军官而已,不参与政治。


董卓武将出身,没啥文化,但在重礼教的东汉时期,他也学着墨守成规,从古制礼法中找出可效仿的典故先例,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合法性的依据。那这事就得倚重身边可信赖的文化人来帮他做了。这时,就有一个几乎被历史埋没的小人物,不失时机的出现在董卓身边了。这人就是掌管宫殿警卫的光禄勋(或叫郎中令)、位列九卿之一的李儒。


董卓在其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深感皇帝昏庸无道,造成宦官猖獗、作恶多端,祸害国家。如今励精图治,就想从根源上着手:固本清源,为国家换个好皇帝。不排除的可能性是李儒用伊尹、霍光的例子启发了董卓,但起码李儒等士人的引经据典坚定了董卓的取舍判断。


军阀的作风往往是粗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按常理出牌了。董卓认为少帝性格懦弱,担当不起皇帝重担,应比照古时候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昌邑王的故事,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仁孝贤明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君。事先,董卓约袁绍商议此事,话一出口,便遭到袁绍的强烈反对。两人话不投机说急眼了,拔刀相向。董卓顾虑袁家的声望,也想留有余地,故没加害袁绍。袁绍引刀横揖,弃官而去,逃亡冀州,投奔袁家故吏、冀州牧韩馥去了。


历史的机遇给了董卓一个完全不应该属于他的地位,也算是历史开了个玩笑。直到这个时候,实事求是的讲,董卓的初心不是想搞破坏的,他还是想复兴汉室、把国家搞好的。谁不想流芳千古呀?从他任用大量的文化人、贤才来治理国家,就可见一斑。再则,从社稷福祉、苍生幸福的角度来看,选立明君贤主,未必就不是一件明智之举?只是随意废立君王这种事,在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的眼里,那可是人神共愤、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董卓真是怀有篡位野心,一个软弱的少帝岂不比一个睿智的陈留王更好驾驭?或者请御用文人找出古代君王禅代的法理依据,直接践祚登基得了。


八月三十日,百寮大会,董卓不听反对意见,强行推动废立之事。众大臣摄于董卓的武力威胁,或是选择顺从,或是选择沉默。太傅袁隗同意董卓提议。九月初一,在董卓的武力胁迫下,袁隗主持朝廷会议,正式废黜少帝刘辩,改称弘农王;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


查阅史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有关记载,有的细节过于简略,疑点重重。特别是从八月二十八日(辛未日)董卓护驾进京,到八月三十日(癸酉日)董卓以司空身份,参加百寮大会讨论废立,仅仅只隔了两天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单凭董卓一个外官,要完成控制京城军队、策反吕布等并州军,确立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进而操纵朝会,操作难度是巨大的。可行性太小!假如朝中有人援手,那就不一样了。


不妨做一个大胆推断:最大的幕后黑手是太傅袁隗!京城大乱后,袁隗自然是朝廷的一号大臣了。按照东汉社会的“门生故吏”官场游戏规则,门生、故吏如臣子,任由旧主驱使。袁隗自信能控制得住袁家故吏董卓,所以放心的让董卓掌握军事大权,作为日后自己专权的工具。废立皇帝,是最符合袁隗的政治利益的。废黜了少帝刘辩,就能迅速消除何太后的政治影响力,彻底铲除何家的残余势力,何进何苗的部曲将士也就很快投靠袁隗的军事代理人董卓了。而扶植年龄更小的刘协登基,已经没有什么太后、外戚将来能构成威胁了,更便于袁隗控制。


百寮大会时,那就是董卓、袁隗演双簧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把皇帝给换了。心气高傲的袁绍是不满奴才董卓的地位一下子跃居自己之上,就跟叔父袁隗使性子,跑了。至于后来局面失控,董卓尾大不掉、反仆为主,那又是袁隗始料未及的。关于汉末这次废立之举,后世的撰史文人用春秋笔法,替袁隗文过饰非、让董卓背黑锅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机关算尽

接下来的事情,就显出董卓低层次的人格本质了。出身低微的董卓突然一下子矗立庙堂之上,受众人景仰、膜拜,确实很难把握住自己。于是乎正义感膨胀,愤怒声讨何太后逼死董太后、违背儿媳孝敬婆母之礼制的罪行,要为董家报仇雪恨。将何太后打入冷宫,几天后又派人毒死何太后。还处死了何太后之母,并将何苗尸体从陵墓中掘出,弃尸路旁。董卓是不是受袁隗指使,出头来干这些脏活,仍然是个历史谜团。


紧接着,九月中旬,征召公卿大臣们的子弟为郎官,补充到宫中原属宦官们的各个岗位,从此东汉皇宫里再无太监。不久,董卓任太尉,赐节钺虎贲,封侯。成为了朝廷事实上的一号权臣。他任命名士杨彪、黄琬分别为司空、司徒,然后为党锢之祸的领袖以及所有受牵连士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些士人也被任命为州牧、郡守一级的地方大员。董卓没有计较袁绍的冒犯,还是以朝廷的名义,任命逃亡到冀州的袁绍为渤海郡太守。任命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曹操不买账。袁术逃亡南阳;曹操逃往兖州陈留郡,散尽家财以及友人资助,招兵买马,拉起了五千人的私人武装。


十月,黄巾余部“白波军”伙同南匈奴叛军寇略河东郡,董卓派女婿牛辅率军征伐。十一月,董卓任相国,被皇帝赐予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意思是:上朝见皇帝时,只被喊官职不被喊姓名、不用一溜小跑、可以穿鞋佩剑上殿堂,就像西汉初期萧何的政治待遇。可见,董卓也是个凡人,也会落入历代权臣都热衷的俗套。


此时的董卓掌握了东汉的兵权、政权、财权,前所未有的巨大幸福感很容易让人迷失自我的。何况董卓在边陲长大,羌胡习气甚重,性格简单率性、粗放刚烈,不隐感情,不藏城府。得意忘形的董卓,忘乎所以,逢人自吹:“我的面相,就是至高无上的贵人相!”


董卓做了很大努力来笼络和取悦士大夫集团,他明白自己没文化,想管理好国家,离不开士大夫们的支持。但无论董卓怎么做,无故废立天子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以公忠体国为己任的士大夫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即便天子不好,那也不敢随便废掉。就算皇帝无德无能、触犯天意,需要换掉的话,那也应该是有大德大仁之士来替天行道啊!怎么也轮不到董卓这等野蛮人来做这种事吧?士大夫们骨子里是看不起董卓的,特别是袁绍。对董卓的那些施恩施惠,袁绍们根本就不稀罕。傻子董卓呢,还一往情深、一厢情愿的沉湎于与士大夫们精诚携手的幻觉中。他就没做好和士大夫决裂的思想准备。


偏偏这时又出事了。京城之都,皇亲国戚、贵族豪门云集,家家珠宝钱财充盈。一直跟着董卓在西方苦寒地区打拼的凉州将士,就像一群土包子,到了京城这个繁华世界,受不了强烈的诱惑,光天化日,入室抢掠奸淫,不避贵戚。董卓一贯的带兵思想就是同甘苦、共富贵,打仗时将士们就愿意同生共死。董卓对手下的暴行不加处罚和管束,起到了纵容士兵继续施暴的作用。京城一时人心恐慌,朝不保夕。


董卓的偏执放纵,猪队友凉州兵的胡作非为,致使董卓的结交文化人、共创匡正大业的最后机会丧失。这些新的伤害使士大夫们心中的怨恨进一步加重。岩浆在暗暗的流淌聚集,火山终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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