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脑子里长了个肿瘤，而且已经很大了，必须马上住院做手术！”
当北大医院的黄大夫一边指着我的脑CT片子一边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眼睛却不能骗自己，因为就在那白白的无影灯上，黄大夫正给我指出呈黑色的肿瘤的位置。
看见了！明白了！天哪，这是肿瘤？这么大？
不敢相信，没错，这么些年了，就没有哪天早上一起床感觉神清气爽。无论前天晚上睡得多早，或者睡了多久，早上起床后都感觉昏昏沉沉没有力气，一天的“精神头”也很快就会过去。
可我一直以为，那是跟很多白领一样的“亚健康”状态，只不过是自己工作太努力，工作之后就不再怎么运动而已。“脑瘤”，这个遥远不可及的东西，如今就跟我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刘老师”联系在了一起。最近头疼得厉害，如果不是在一个做医生的朋友的建议下挂了神经内科的号并做了检查，我还一直以为头疼是因为最近得的中耳炎而引起的。好家伙，不只是最近的头疼，原来这么些年，一直是这么个家伙在捣鬼！
很快，自己躺在了手术台上。很幸运，肿瘤是良性的，为自己做手术的是国内神经外科首屈一指的专家鲍大夫，再加上发现及时（是发现得及时，不是发现得早，鲍大夫的原话是：“你再晚来一个星期，就没命了”），十个小时的手术后，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鲍大夫，我这脑瘤是怎么得的啊！我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坏心眼，怎么就得上脑瘤了呢！”手术之后四五天，当我完全清醒过过来，看到来查房的鲍大夫，我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所有的肿瘤尤其是良性肿瘤，具体病因都是不可知的。我们知道的就是，（肿瘤）一定是体内的癌基因和抗癌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你身体里一定是发生了某种病变，然后你体内的免疫系统开始和它对抗，就形成了肿瘤。”这是鲍大夫当时的专业答复，一字一句，我都记得很清楚。
然后，鲍大夫又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这肿瘤在脑子里长了不是一年两年了，到底是怎么得上的，你还是自己回忆回忆吧，恐怕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说实话我真的不清楚，如我前面所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作为一名教师，这么多年，虽然我一直工作很努力，但也绝对不至于是“拼命三郎”的状态。我本人嘛，人格健全，性格开朗，朋友一大堆，三五年前刚硕士毕业那会还是很多人眼中的“阳光男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应该跟“脑瘤”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啊？
然而这却是铁铁的现实，现实到我竟然与死亡咫尺之隔。既然鲍大夫做了建议，我便回忆回忆，尤其是回忆近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这一回忆，这些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仿佛一幅画面在自己面前一层层展开，而“脑瘤从哪里”这个困扰自己的问题，也在慢慢把谜底呈现。
五年前我硕士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南方的厦门大学做汉语教师。相比北上广的一线大都市，厦门本身就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再加上那时自己的工作比较轻松，不用坐班，上完课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在那里的一年，没有任何压力，我的生活轻松而愉悦，甚至可以用“颓废”来形容。
那一年我的作息是“晚睡晚起”，晚上在办公室备课完了就坐在电脑前看电影或者聊天，在十一点多才回到自己的住所，一觉睡到早上，不，上午十点多甚至到中午才起。因为自己的课大多数被排在下午，所以除了早上有课的周三那一天，这就是我的作息规律。
虽然数数每天也能睡够九个小时，但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却总是昏昏沉沉毫无力气；虽然自己那年也在这个有水的城市学会了游泳，然而一周却也懒得去几次；虽然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作息规律有问题，却已经走入了一种不肯跳出的模式。
一年时间，就这样眨眼过去。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从厦门大学来到上海新东方工作，之前一年的作息模式被打破，我的作息变成了“早睡晚起”。
为什么是早睡呢？自己当时在新东方的职位是项目主管，面临着从教师到主管、从“教学”到“业务”的角色转换，上班的一天忙得团团转，再加上新东方的工作压力众所周知，所以经常是一回到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吃过晚饭，一躺在床上，很快就沉沉睡去。
为什么是晚起呢？因为那时我租住的房子离公司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就能进公司。公司是上午九点半上班，我往往睡到八点半才懒洋洋地起床，穿衣。
不用做早饭吗？不用，因为，妈在那里。那一年，想着母亲在山东也是独自一人，所以我把她接到了在上海租住的房里，说是互相照顾，其实都是妈在洗菜做饭，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当然这一年的节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早睡晚起”，遇上加班、跑市场、做培训、搞活动等，节奏便会变成了“晚睡晚起”或者是“晚睡早起”。
没规律，就是那时作息的规律。
很快，这一年又匆匆过去。
毕业的第三年，“折腾”两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又做回了一名汉语教师，在工作的那家汉语教学机构，我还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在这家机构工作的一年，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
我前一段的生活，可真是有点“畸形”了。当时我的课都在上午，而且一上就是四节课，从早上八点一直上到中午十二点。好处是不用坐班，上完课就可以走人。
讲课是很费元气的，而且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再加上我上课是属于那种“激情澎湃”的类型，所以一上午的课上下来，每次都有透支的感觉。一下课，回到自己的住所，匆匆吃点午饭，我便在阳光中爬上床，等我醒来，外边已经夜色朦胧。
醒来，吃晚饭，备课，写写博客，十一点左右上床睡觉，却因为下午睡得太多而睡不着。睡着之后早上醒来，又是重复的一天。
如此过了半年，这一年的后半段，我搬到了女友也是未来的妻子租住的房里。她监督我下午不要睡觉，而是选择在晚上早睡。果然，虽然一下午困得要死，但是晚上入睡却很容易，而且睡得像婴儿一样。难得的，早上一醒来，精神很饱满。
然而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半年，我的生活又被推入到生活无规律的模式。
结了婚，买了房，有了娃，肩上的担子骤增，这时候的我又跳槽去了另一家教学机构，老板很器重，工作很顺手，除了离家有点远。
有多远呢？我买的房子在未来的“北京副中心”通州，而我上班的地方在“宇宙的中心”五道口。坐地铁上下班，要换四条不同的地铁线，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不是在坐地铁，就是在换乘的路上。
好在这个工作也不用坐班，所以不用去受地铁早晚高峰之苦，但是像之前在新东方工作时一样，如果遇到加班、做活动等，我的起床、睡觉时间又要“随机应变”。只不过，在新东方时，出了家门就是公司，而现在，无论是早走还是晚归，都要在计划的时间表上留出两个小时的“当量”。
转眼就到了毕业的第五年，发现自己没有一天清晨醒来是“神清气爽”的状态的同时，已经换个四个工作单位的我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反思每一次看似潇洒的跳槽带给自己的代价。
当我带着自己思考后的结果离开家人，独自一人又跑回上海的一家国际学校工作时，很多朋友都表示不理解。
说实话，那时的我也怀疑自己的思考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我知道的是，彼时的我，更需要的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是挣钱、是一份适合自己而且一旦做了就不能再轻言离去的工作，是一个毕业五年后对自己逐渐认识更清楚后的职业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家人”是必须的一个代价。
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中，因为之前“教外国小孩子学中文”的经验很少，而这家国际学校的又因极度重视中文教学而著称，所以我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学校下午四点就放学了，但我却要在吃过晚饭后就回到办公室备课，然后在深夜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睡觉。
这时的作息倒是很有规律，晚上十一点多睡，早上六点伴着闹钟起——虽然每次起床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身体，就在这时发出了警告。连续几个晚上，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备课的我，头突然就疼了起来。不是那种感冒发烧的疼，是那种“脑仁疼”。
我抬头看看办公室墙上的时钟，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已经在办公室坐了至少三个小时了。
“累了，该休息了，备课真是费脑的工作！”我对自己说，可身子还没动，因为我教案还没写完呢！
直到那时，这样的警告都还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因为来学校入职之前的暑假右耳得了中耳炎一直没有好，我又想当然地把头疼和这个不大不小的疾病联系在一起。
直到后来，头疼得早上居然起不来床，走在马路上恍恍惚惚，我才意识到头疼或许不是中耳炎那么简单。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这几年来的记忆一点点清晰，“脑瘤从哪里”的谜底也一点点展开。
“晚睡晚起”“早睡晚起”“晚睡早起”“没点睡没点起”。。。。。。五年来，竟然是一年一个生活状态，伴随着长时间的作息不规律，还有大尺度的身体的紧张和松弛。在这样的状态下，身体能不出问题吗？要知道，身体是最诚实的：“你怎样对待你的身体，身体就会怎样对待你。”
如果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肿瘤背后的诱因，自己更应该反思的是“自律”二字。如果能在大把空余的时间中懂得充实和丰富，如果能严格约束自己，养成作息规律的好习惯，如果能在“清早起床之后精神不好”的阶段就反思并行动，脑瘤，又怎会找到自己？王石说“成功是一种彻底的自我约束和管理”，而健康，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夫可以挽救生命，但“生活”成什么样子，要看自己。
住院、手术、出院、修养、反思。。。。转眼一年多过去，现在的我身体已经康复，现在的工作逼得自己“早睡早起”，而我也发现，这是最好的作息规律。平和自己的精神，坚持一周至少锻炼三次，现在的我，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而当初的那张CT照片，被我保存在了电脑里，作为对自己的一个警示。每次又想“奋不顾身”的做某事时，我便会想起自己患病的经历，想起那个“未曾谋面只见其像”的脑瘤，这时，便会有一个声音在自己的耳边想起：
身体第一，管好自己；
身体第一，管好自己；
身体第一，管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