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 点点滴滴

               


       

图片发自简书App


毕业季,对我来说是个忽近忽远的事情。说近,是因为连续七年了,每年都会送走一届学生,都会拍上两张毕业合影。说远,是因为我的毕业季已经过去九年了,时常遥望,但再也回不去了。

2006年,我从北师大毕业。那年的6月,世界杯激战正酣。校园里阳光炙热,到处充斥着离别的忙乱气息。我是不着急的,我打定主意留守到学校赶人的最后一刻。

我每天的日程表如下:

早上6点到11点睡觉,因为昨夜看了两场球。

中午12点外出觅食,有时一碗拌面就很好了。

下午2点去听听大一大二的专业课,看看那些老先生的面孔。

下午4点第一个冲进澡堂,洗澡1小时左右。

下午5点准时出现在学五食堂前的小道上,摆摊设点,处理旧书等杂物。

晚上6点出小西门买彩票,这样晚上看球才期待。

晚上7点看看哪里可以蹭吃蹭喝,印象中各个院系的散伙饭我都有参与。

晚上9点游荡到图书馆,不为看书,只为在书架前徜徉。

晚上10点到新乐群占位,西瓜半个、鸡爪毛豆各一盘摆好,小伙伴们集合了。

晚上11点开球,我进入角色,俨然师大食堂第一解说员。

半夜2点,出食堂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1场球半个西瓜4瓶啤酒。

半夜3点,第二场球的开场哨响起,这时还在食堂里的是真球迷。

早晨5点,不知道怎么回的宿舍,新的一天从上床开始。

也许这样的日程多少有些颓废,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放佛透过玻璃看到一般,那么真实而清晰。不过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多少也存在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爆发出来让人意想不到,哭笑不得。

我记得很清楚,2006年6月30日早,宿舍的哥们大伟要回黑龙江,早上8点的火车,北京站出发。5点看完球,同宿舍五个人出了南门,走了好大一段才打到车。五个浑身酒气的壮汉挤在小出租里,司机频频皱眉。到了北京站,我们4个买了站台票进站,颇为恳切地要送兄弟最后一程。进站了,站台上车已停好,K152(石家庄到哈尔滨)。我们簇拥着大伟走到七号车厢,紧紧的拥抱。大伟上车了,车厢里零星几个人,他透过车窗望着我们,眼角有泪。但往往越煽情的开头结尾越狗血!车开了,车开了,哪里不对?哎哟喂,车是往石家庄方向开的!!!大伟在车上上串下跳,泪眼蒙眬瞬间变得满脸扭曲,我们四个在站台乐不可支,几乎笑瘫在站台上。

不一会,手机响了,大伟要我们再给他买中午1点回黑龙江的票,让我们等着他,不然有我们好看。我们只好照办,买好票等着大伟从石家庄回来。四个人像盲流似的躺倒在北京站的候车室,睡得特别香,梦特别多。

中午,大伟回到北京。我们又一次把他送上火车,真正北上的火车。这一次,他真的走了,这一走就是九年,我再也没见过他了。

我们四个坐公交回到学校,宿舍里空荡荡的,就剩我们四个了。我们呆坐着,谁也不说话,宿舍长山哥一甩门出去了。他再回来时,打回几个菜,抱着半箱酒,我们又开喝了。大家还是不说话,但是都大口的喝酒,也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宿舍最后走的是我和吴诗人。7月5号了,学校从7月就开始赶人,但我们就是不想走。吴诗人的口号是:坚持到最后一刻,要在离开北京时只留下背心和裤衩!事实上,他真的做到了。我们把宿舍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包括那床盖了四年的被子。楼下有人回收旧被褥,3块钱一床。吴诗人乐坏了,因为西北楼四楼几乎都空了,而被子都在床上或者床底。吴诗人一床床的抱起来,直接丢下楼,楼下的安徽大婶扯着嗓子喊:“慢点,小伙子不着急!”后来一算,光卖这些被子吴诗人就收入两百多块。

诗人买了7月8号下午回南昌的火车票,他临走前有个未了的心愿邀我一起完成。他那辆骑了四年的破车处理不掉,好多师弟师妹都来看过了,往往人家只看一眼扭头就走。而对吴诗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吴诗人决定用一种特别庄严的仪式来告别他的伙伴。就这样,他推着车,我跟着,来到了地安门旁的什刹海。那时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半夜。诗人绕着什刹海走了半圈,来到一颗大柳树下,把他那辆破车高高的举起,丢入水中。砰的一声——车入水,一切又归于平静。我惊呆了,而吴诗人只是拍了拍我的肩,我跟在他后面麻木了很久。直到去年我在杭州再见到诗人,和他说起,他只是说什刹海旁的那颗柳树下有一些关于他的故事,仅此而已。

吴诗人也走了,7月10日,我也要走,我是最后一个。早晨起来,背酸痛,因为前几天诗人不仅把被子卖了,把褥子也卖了,我睡的是光板床。宿舍的地下全是酒瓶和垃圾,屋里的味道也刺鼻。我决定打扫一下,决定让西北楼427回到它最初的样子。我把所有垃圾清走了,不只是扫到门口这么简单,我还打包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我把宿舍所有墙上的贴画撕掉了,把所有柜子里剩的东西清空了,甚至拿抹布把铁架子床都擦了一遍。最后的最后,近乎强迫症似得把电扇都擦干净了。再次把电扇打开,赤膊站在仅有我一人的宿舍里,语言已不能形容更多。提起包,带上门,离开427,到现在也没有回去过。

回不去的时光就成了记忆……

如今的六月,阳光依旧刺眼,我依旧经历着毕业季,只是我的角色成了老师。

去年,2015年的6月23号。中考完,下午三点我就出现在操场。穿着红色花领的送考T恤,黑色的西裤,和1班2班的学生照毕业照。我脑中并未有太多的离情愁绪,因为年年都送走学生,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了。但学生们颇为积极,手机、相机、IPAD齐上阵,一个个一群群的和我合影。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二班的女生邀我一起拍照,她们把握簇拥在中间,万夫所指地指向我,留下了一张照片。不知道她们的意思是:猫哥(学生给我的绰号)折磨了我们一年,他好坏!还是:看,这是我们最帅的老师猫哥。不管怎样,留在相片上的笑容说明了一切。

到了正式拍毕业照时大家反倒没这么自然了,深圳六月的天气也是折磨人的。孩子们的校服已经浸湿了,老师们的T恤也贴着身。但是大家还是大喊着“茄子”,配合着摄影师。拍完离开的那一刻,大家都如释重负。孩子们陆续走出海湾,有些走出去了可能就很难再回来。

整个7月,还不断有毕业的学生与家长和我联系。询问录取的情况,邀我一起打球,请我去吃饭。当在海湾的校门外又遇到这些学生时,我觉得他们还是我的学生,我又觉得他们不再是我的学生了,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什么东西从你身上脱离了一样。

上届2班有个女孩叫史卓红,很乖巧的,家里开了家小面馆。她在中考后邀请我和另外两个要好的女生去她家面馆吃饭,我们去了,那里真好。面馆的名字是“伊家面馆”,谐音就是“一家面馆”,史卓红说这个“伊”有美的意思,的确如此。面馆日常由卓红的爸爸操持,妈妈负责采购原料。卓红的妈妈和我们说,她们真的是做良心的生意,猪肉都是自己从新安市场买的,饺子都是一个个包的,炖汤的料都是选好的。周围很多打工的一天三顿都在这里吃,图的就是店里的干净,看中的就是这对夫妇的良心。卓红家友三个孩子,都很争气,我教过她的姐姐史卓娴,读书也很好。我想好的孩子首先源于好的家庭。那天我们在“伊家面馆”吃得很饱,喝了炖汤,吃了煎猪扒,还吃了一大碗面。临走的时候,卓红妈妈还特地给我打包了一大袋饺子,我真的很感动。

从教十年,每到周末都会有上届、上上届,甚至都忘了名字的学生回到海湾,看看老师,看看原来的教室,更多的是寻找一些过去的情愫。

六月,毕业季,点点滴滴。无论过去和现在,毕业并非意味着真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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